政和四年的上元節剛過﹐東京城乃至整個大宋的子民都還沒有從春節的餘韻中清醒過來。時不時還能聽到鞭炮的響聲伴隨著兒童的嬉笑聲傳來。

　　今天是我的九歲生日﹐照例起了個大早請旨進宮拜見父皇和母後。整個下午就在府中接待來祝賀的官員文士以及國子監教授同學。連正在裝病的王老道也偷偷溜來躲在後院跟他的學生們胡說八道。而外公和範先生﹐則在前庭陪著一些相熟的大臣品茶聊天。

　　自從去年八月國子監那場辯論會以後﹐國子監變法思潮氾濫﹐變法派已經完全佔據了壓倒性優勢﹐保守派的外公再也無力壓制﹐我那篇辯論發言更被激動的太學生們整理出來到處傳散。一時的衝動帶給我無窮無盡的煩惱。時不時就有一些大臣文人到我府中拜訪﹐連當朝炙手可熱的權相蔡京也來過好幾次。而朝中抱有變法思想的大臣們更是經常私下試探外公﹐籌劃聯名上書奏請徽宗立儲﹐人選自然就是他們稱為集天下士望的我﹐安康郡王﹐七皇子趙栩。朝中氣氛緊張﹐甚至連天下州縣官員也私下對此議論不休。老大趙桓和老三趙楷自那以後見到我都繞道而行﹐趙構則在他親戚長輩的嚴管下不再如以往那般過來糾纏我了。皇權和執掌皇權的機會﹐在這個時代決定了一切人際關係。不過這一切都已經塵埃落地﹐沒有了意義。

　　春節宮中設宴守歲﹐徽宗以自我出生以來最親切和藹的態度問我新年有何心願。我的回答前半部分很標準而後半部則讓很多大臣感到詫異﹐一部分欣喜﹐一部分失望。“惟願父皇母後身體康健﹐天下太平﹐兄弟和睦。兒臣自幼讀書﹐以為我大宋能有今日盛世﹐全仗歷代祖宗推行聖人教化﹐特請往文宣王廟外結廬讀書。”這個時候﹐這樣的回答﹐唯一的解釋就是我無意太子之位﹐希望能離京以避嫌﹐其餘的都不比多說了。

　　今日進宮時﹐徽宗也給了我他最後的決定﹐下詔進封安康郡王皇七子趙栩為齊王﹐採邑濟南府十萬戶。不必及冠﹐擇日出藩。同時下的另外一道聖旨則給了我文宣王廟博士以及蓬萊觀使的優差。

　　這樣的結果在我意料之中﹐就算春節時不說那番話﹐為了避免朝廷官員繼續紛亂猜度﹐事態發展至不可控制﹐這樣一個結果也是必然的。只不過封地及採邑戶數會相對不好和更少而已。我的主動﹐不但帶來了好的地點和較多戶數﹐更重要的是﹐給了我通過儒教和道教發揮影響力的機會。首先﹐宋徽宗對我就根本不寵愛﹐身為藝術家﹐他敏感﹐浪漫而任性。哪怕朝中大臣給他再大的壓力﹐他也決不會立他不喜歡的我為太子﹐說不定還會回過頭來對我橫加猜疑。其次﹐宋朝各代的思想本身就極端保守﹐任何激烈的變革不管是如何正確及時﹐從根本上來說都不符合皇家的統治思想﹐他寧願立一個平庸的兒子也不會選擇可能會把神聖的祖宗家法推翻的我。

　　朝中大臣大都沒能看出這一點﹐除了蔡京那個揣摩上意的高手。雖然他也極力跟我套近乎﹐但我看得出﹐他根本就不認為我有當太子的機會。雖然他們總是把精力花費到保證和提高自己權利上面﹐但奸臣的智商總是很高﹐因為他們至少比忠臣思維上的限制要少。從某種意義上說﹐奸臣的思維方式遠比忠臣的更接近現代人﹐他們除了自己什麼都不相信並只為自己而活。例如我﹐一個普通的現代人﹐以這個時代的標準而言﹐我絕對不是忠臣﹐而且剛剛進化成“奸王”﹗

　　當晚﹐我們商議的結果是﹐因為職務關係必須留在國子監的外公將盡可能的把優秀的學生外派到我這邊來﹐而範先生決定跟我去濟南府而我會請徽宗讓範先生獲得一個齊王府長史的職務﹐鄧肅李光等人則留下等參加完明年的大比再說。王老道最近一段時間一直假托說不能長時間沉溺富貴影響修道﹐要求徽宗放他出京以便去各地去幫我傳播宣揚“天命”蒙人﹐並在遊走四方的同時幫我物色出色的人才和有潛質的孩童。但皇帝一直不肯放他走人﹐他只好裝病跟徽宗耗著﹐希望能早日離京。

　　三月初三﹐進宮辭別徽宗母後之後﹐我和齊王長史範先生帶著侍從護衛離開了東京。送行的人群中有一個人特別惹眼﹐那就是蔡京。

　　汴樑﹐我一定會再回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