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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說新語》（三）數點梅花亡國淚
| 作者﹕碧血汗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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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煜題史可法祠墓》 尚張睢陽為友﹐奉左忠毅為師﹐大節炳千秋﹐列傳足光明史牒﹔ 夢文信國而生﹐慕武鄉侯而死﹐復仇經九世﹐神州終見漢衣冠。 張睢陽﹕唐名將張巡﹔左忠毅﹕明忠臣左光鬥﹔ 文信國﹕宋名臣文天祥﹔武鄉侯﹕蜀漢名相諸葛亮。 經九世﹕紀侯譖齊哀公﹐哀公被殺﹐襄公復仇﹐滅紀﹐其間歷九世 史可法﹐字憲之﹐明神宗萬歷二十年壬寅（公元1602年）﹐十一月初四日寅時﹐生於河南省祥符縣（今開封市）。 崇禎元年舉進士﹐授西安府推官﹐稍遷戶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後來副使總理侍郎盧象升﹐分巡安慶､池州﹐監江北諸軍﹔至後為戶部右侍郎兼右僉都禦史﹐總督漕運﹐巡撫鳳陽､淮安､揚州﹐拜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 崇禎十七年（公元16 44年）四月﹐闖王李自成攻入北京﹐明思宗縊死煤山﹐馬士英等擁立福王﹐改年號為弘光﹐史稱南明弘光朝廷。屢加史可法至太子太傅﹐兵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史可法自請為督師﹐出鎮淮､揚。 弘光元年（公元16 45年）四月二十五日﹐揚州為滿清大將多鐸率部攻破﹐史可法自殺被部下所阻未遂﹐被俘﹐然不屈怒罵﹐於揚州新城南門城樓上慨然就義﹐時年四十四歲。其部將､義子史德威於五月一日出覓史可法遺骸﹐因暑天炎熱﹐屍體堆積致使蒸變難識﹐德威不敢妄認﹐因而未獲其遺體。後於揚州城外梅花嶺建衣冠塚。 史可法死節之後﹐中國上下莫不推為民族英雄﹐尊稱史閣部﹐其聲名尚在砲斃清太祖努爾哈赤的袁督師袁崇煥之上。時有言其未死奉其名號興兵抗清者。 清乾隆帝弘歷南巡揚州時﹐因當年揚州十日屠城過於慘烈﹐為順撫民心﹐致史可法墓前弔唁﹐為其加“忠正”的謚號﹐並親書“褒慰忠魂”四字﹐史公祠內四字拓片至今尚在。此舉固有息眾怒懷柔之意﹐但畢竟對史可法之死節還是敬重的。 梅花嶺建祠奉史公之習自此始。 我自上學起﹐聽了老師講課的說話﹐對史可法也一向作如是觀﹐對他十分的敬重﹐敬他的是民族英雄﹐重他的是忠臣死節。 及長﹐粗讀明､清史﹐卻起了些許的疑惑﹐等閱至《史可法復多爾袞書》﹐卻看出了一身冷汗﹐最後不免四處去找些當時平頭百姓和官人的筆記､書信來印證心中疑惑﹐待看完後竟是忍不住的要股慄了。 在南明弘光朝廷始立之初﹐史書中均寫得似乎事情全壞在馬士英､阮大鋮等等那一乾佞臣的手上﹐乃至於覆亡﹐所謂的奸臣亡國。 實際上在我看來﹐弘光小朝廷當政的那一班滿朝文武﹐馬士英､阮大鋮包括史可法在內﹐統統都是一批鼠目寸光的政治以及軍事上的侏儒和奴才﹐其姿態醜陋已極。在南明弘光朝廷的覆滅中﹐史可法亦如馬士英､阮大鋮等輩一樣﹐是斷難辭其咎的。思宗殉國前以指蘸水書案前“文臣統統可殺”良有以也。 此事可以先從山海關事變後的局勢說起。 甲申16 44年山海關事變﹐滿清入關﹐李自成大順軍經井陘退入山西﹐潼關之戰戰敗﹐乙酉16 45年正月十三日﹐經陝西藍田､商洛入河南。16 45年正月下旬到三月下旬﹐李自成率大順軍的北方主力十三萬眾集結於在河南省西南地區﹔大將白旺統率守衛“襄京”的南方主力的七萬重兵﹐駐襄陽､承天､德安､荊州一帶﹔西線入川的張獻忠部有近二十萬眾﹔南明史可法督師的四鎮兵力三十萬﹐據守在河南李自成主力背後的江淮防線﹐與鎮守武昌的左良玉部二十萬軍首尾相連﹐水軍以及雲､貴､兩廣､閩等處駐軍兵力尚未計算。 以此一年計﹐僅山､陝､川､荊､襄､河南､江淮這個大弧形戰線的一､二線兵力﹐就有李自成不下二十萬的大順軍﹐張獻忠的二十萬人﹐南明部隊五十萬﹐合併九十餘萬人﹐東南沿海一帶尚有水軍﹐實有過百萬之眾﹐絕非聲張之言。 而入關征戰的清軍八旗主力約十三萬﹐即使加上與吳三桂帶領入關的部分寧遠軍合併計算﹐也不過與李自成相當而已﹐最多再算上他們兩部留守關外的兵力﹐亦不及由史可法督師的四鎮兵力。佔領地區也僅限於京畿地區及山､陝一部﹐而且除京畿外完全無多餘兵力建立地方統治機構。八旗騎兵主力和寧遠鐵騎雖然驍勇善戰﹐但是數量上和戰略上明顯都是處於絕對劣勢的。 另外﹐一直以來的傳統意見都認為﹐明朝的官紳地主階級和大順政權始終處於勢不兩立的對立地位﹐而滿清是和明朝的官紳地主階級是同一戰線上的﹐所以大順最後被剿滅﹐明也淪亡﹐事實上這是極為錯誤和偏頗的。這樣的提法﹐完全忽略了中國歷史上大部分地主官紳們對改朝換代以及異族入主這兩個事件所持的不一樣態度。普通官吏､地主對滿清､南明､大順的態度﹐並不是這樣的簡單﹐實際上情況對南明和大順都很有利﹐倒是對滿清是最不利的。 鼎鼎有名的大明遺老顧炎武雲﹕“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他這一觀點﹐可以說在當時是極具代表意義的。 李自成於崇禎十六年（公元16 43年）十月殲滅陝西三邊總督孫傳庭明軍主力後﹐明的官紳地主們的態度已經發生了根本性變化﹐絕大多數人認為會明亡順興﹐並已經把此作為常見的改朝換代的大勢看待﹐為確保自身利益﹐開始紛紛歸附大順。 因此大順軍在短短三個月裏﹐除在寧武和保定兩地稍遇抵抗發生小規模戰役外﹐幾乎可以說是在和平解放的狀態下一路南下﹐一舉佔領整個黃河流域。大順軍攻陷北京後﹐明朝廷在京的近三千官員“殉節”自盡的只有二十人﹐其中還包括陪崇禎殉國的﹐其他全部歸降大順。國子監生陳方策塘報中直言﹕“我之文武諸僚及士庶人……謂賊為王者之師﹐且旦晚一統也”﹐史可法則說﹕“在北諸臣死節者寥寥﹐在南諸臣討賊者寥寥”。 大明官員不僅僅只是歸降﹐而且還更紛紛爭先去大順政府處求用﹐惟恐落人後﹐其場面蔚為可觀。給事中時敏聲稱﹕“天下將一統矣﹗”他趕到吏府報名時大門已閉﹐當下情急敲門呼曰﹕“吾兵科時敏也﹗”方僥幸以入﹔丞相牛金星說考功司郎中劉廷諫道﹕“公老矣﹐須白了。”劉竟然至於說出﹕“太師用我則須自然變黑﹐某未老也”此等肉麻話。（1） 在大明的軍事力量方面﹐原來奉詔入關勤王的遼東軍統領平西伯吳三桂､遼東巡撫黎玉田﹐於三月十三日主力進關﹐駐紮於昌黎､灤州､樂亭､開平附近。在大順軍佔領北京､明廷覆亡後﹐與山海關總兵高第一起受招歸附大順。黎玉田被任為大順四川節度使﹐並馬上與明總兵馬科一起領軍西行﹐收取四川。至此﹐秦嶺､淮河以北的明朝軍隊全部收編﹐而疆界除遼東､南明所在外﹐也全為大順接管。 由此可見﹐事實並非如一向的史家所言﹐明官紳地主階層是始終與大順對立的。 與此形成對比的是﹐在大順敗退﹐清兵佔領北京後﹐大多漢族官紳卻出於民族隔閡和文化思想上固有的優越﹐不願出仕清朝﹐紛紛南下。 明翰林院官楊士聰的書信中言﹐在滿清佔領北京後﹐很多官紳浮海南歸﹐“泛海諸臣﹐漂沒者七十餘艘。樂哉諸臣﹐幸得免於一留再留”﹐一次就沉沒載有南歸官吏的船只七十多艘﹐可見南歸的官員之多。這樣的情況不斷出現﹐以至於到甲申（公元16 44年）七月﹐滿清吏部左侍郎沈惟炳頗為懮慮地上疏道﹕“大清入來……京官南去不返﹐似懷避地之心﹔高人決志林藏﹐似多避世之舉。見在列署落落晨星﹐何以集事而襄泰運哉……急行征聘﹐先收人望……此興朝第一急務也”。 滿清入主北京後原來大明官員們“見在列署落落晨星”的狀況﹐與當初大順入主北京時爭先求用的局面形成的鮮明對照﹐充分說明了人心向背。 另外﹐在政治上因為明自建國後一直就有南､北兩套政府班子﹐因此北京雖破﹐但在南京的六部卻紋絲未動﹐所以直接就接管了北京六部的職權﹐且不要說還有弘光皇帝在彼。而在地域上﹐滿清也只有在北京及附近很小的一塊區域內有絕對的軍事優勢。再看物資上﹐甲申五月滿清兵部右侍郎金之俊上疏說﹕“西北粒食全給於東南﹐自闖亂後﹐南粟不達京師﹐以致北地之米價日騰”﹐其實不單是糧食﹐其他如布匹等等的生產中心也一樣在江南﹐所以只要南方一掐漕運﹐北方的衣食問題馬上就會面臨巨大的困難。 而在文化和思想上誠如顧炎武所言﹕“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是以明遺臣､百姓在思想文化上的優勢和對滿清的排斥﹐與在政治､軍事上一樣的明顯。在這些方面﹐滿清不要說和南明比﹐即使和大順比﹐也是明顯地處在劣勢地位的。 與這樣的局面相對應的結果是﹐在滿清入關､大順敗出北京後很長一段時間內﹐滿清決策集團因此一直沒有下定佔領全中國的決心。甚至說過分一點﹐他們是抱著撈一把就走的思想﹐根本還沒有想到這個問題﹐因為他們很清楚自己的劣勢。 多爾袞剛入北京時曾推行剃發﹐據當時正在北京的張怡在筆記中記載﹕“剃發令下﹐有言其不便者曰﹕“南人剃發﹐不得歸。遠近聞風驚畏﹐非一統之策也。’九王（即多爾袞）曰﹕“何言一統﹖但得寸則寸﹐得尺則尺耳。’”更有滿族將領放言﹕“宜乘此兵威﹐大肆屠戮﹐留置諸王以鎮燕都﹐而大兵則或還守瀋陽﹐或退保山海﹐可無後患”（2）。雖然此議被多爾袞以奴爾哈赤有如果佔領北京就遷都北京之遺命為由否決﹐但多爾袞隨後在甲申六月發佈的告文中卻說﹕“不忘明室﹐輔立賢藩﹐戮力同心﹐共保江左者﹐理亦宜然。但當通和講好﹐不負本朝”﹐就很顯然地承認了被“輔立”的“賢藩”南明福王﹐是崇禎的繼承者﹐而且希望可以與滿清兩不相犯。同時又說“河北､河南､江淮諸勳舊大臣､節鉞將吏及布衣豪傑之懷忠慕義者﹐或世受國恩﹐或新膺主眷﹐或自矢從王﹐皆懷故國之悲﹐孰無雪恥之願﹖予皆不吝封爵﹐特予旌揚”等等﹐這也表示了他當時是把河北､河南､江淮排除在滿清的管轄之外的﹐把那裏看成是明的管轄地。 所以﹐這一切都充分證明滿清的高層﹐包括多爾袞在內決策集團﹐當時並沒有做出南下的決策﹐只是打算先守北京。對於要不要繼續南下和西進﹐或者說能否一舉攻佔和統治全中國﹐就算退一步不說他們沒有這個想法﹐至少他們對此沒有把握､心中無底﹐是確實無疑的。出自滿清實質上的首腦､軍政一號人物多爾袞這句“何言一統﹖但得寸則寸﹐得尺則尺耳”﹐就是此等思想最好的例證。 由此可見﹐當時大明的山河雖破﹐但尚可以收拾。換個角度甚至可以說是山河還根本未破。因為這個時候﹐無論在政治､軍事､物資以及民心､地理等方面﹐滿清都是如履薄冰﹐危危可岌﹐所以多爾袞等人只想守住北京的戰略思想﹐擺在當時是非常客觀和務實的。 而當此大好局面﹐南明弘光朝廷的那些君臣們又在做些什麼呢﹖ 自大順軍出京西走後﹐河南､河北､山東大部地區的統治﹐一度同時成為真空﹐滿清無心也無兵力去建立統治機構﹐當地的明官吏和百姓於是紛紛起來組織武裝力量自衛﹐並急切盼望史可法等舉軍北上收復明地。 甲申（公元16 44年）五月初﹐河南原明歸德府知府桑開第和明參將丁啟光舉旗﹐光復歸德府､商丘､管河､寧陵､柘城､夏邑､考城､鹿邑﹐六月使者抵達南京弘光朝廷﹐原明河南援剿總兵許定國佔據戰略重鎮睢州。 四月二十七日﹐山東德州官紳趙繼鼎､程先貞､謝陛等推明宗室香河知縣朱帥為盟主﹐稱濟王﹐並發檄文號召光復明朝。一時間山東及北直隸到處響應﹐在一個月內﹐山東省府濟南府､臨清州､青州府､東昌府､武定州､濱州､高唐州､德州､臨邑､蒲臺､海豐､沾化､利津､陵縣､樂陵､濟陽､齊東､樂安､商河､朝城､德平､恩縣､平原､禹城､萊蕪､陽信､寧津､武城﹔北直隸的河間府（包括河間､阜城､肅寧､興濟､任丘等八個州縣）､大名府､滄州､冀州､景州､故城､交河､吳橋､武邑､武強､衡水､獻縣､曲周､東光､清河､饒陽等﹐山東､河北兩省合計四十三個州縣光復﹐舉起明朝旗號。 但遺憾的是﹐南明弘光朝廷和他的一號軍事長官史可法﹐卻都沒有一絲去光復的念頭。在其後一直到史可法殉國的將近一年時間中﹐弘光朝廷僅僅只是委任了無數的巡撫､總督等大小官吏做個樣子﹐卻不發一兵一卒。但就算是這樣﹐也竟然沒有一人實際到任﹐好一點的是派個使者去發一通告示﹐次的乾脆沒任何舉動。而駐守江淮與山東接壤的史可法本人既不出兵﹐也沒有派部下去山東､河南等地屯守並建立統治機構﹐更不要說到靠近北京的河北去了。 前文所提及的張怡﹐於滿清入主北京後開始南歸﹐又繼續記其一路所聞道﹕“過德州界﹐一路鄉勇團結﹐以滅賊扶明為幟﹐所在皆然。至濟南﹐回兵數千自相糾合﹐隊伍整肅﹐器械精好。濬河置榷﹐凡舟必盤詰乃得過。即以所濬之土堆集兩岸﹐僅容步﹐不可騎。而沿河民家塞向墐戶﹐留一竇以通出入﹐防守頗嚴。引領南師﹐如望時雨。既聞弘光登極﹐史公督師﹐無不踴躍思郊。每遇南來客旅﹐輒訊督師閣部所至。”（3） 這些部置何等嚴整﹐直如慣戰之精兵﹐而這些百姓和下級官吏們“引領南師﹐如望時雨”的希望﹐“每遇南來客旅﹐輒訊督師閣部所至”的舉動﹐又可見他們對南明和史閣部等人的延頸之心是何等的熱切﹐那麼面對這些熱血軍民﹐他們所盼的弘光朝廷和史“督師”及他的“閣部”又做了些什麼呢﹖ 甲申（公元16 44年）八月底﹐史可法督下四鎮之一東平侯劉澤清﹐遣其所部劉可成等率千人前往臨清祭祖並接取家眷﹐途中於曹縣“殺死鄉官一十七家､百姓無算”﹐於濟寧又向張怡所說的光復明朝之回兵洩私憤開戰﹐九月初三搬取其家眷返回防地淮安。 此次於九月初三結束的“戰役”﹐可以算史“督師閣部”僅有的兩次“北伐戰役”之一。且不要小看此“戰”﹐此“戰”時間雖短､規模雖小﹐但意義極其重大。因為臨清與河北交界﹐和濟寧為山東唯一的兩個直隸州。而從江蘇中部的淮安北上到臨清﹐要跨越山東全境後直抵河北地界。南明軍僅千人就可以穿越山東全境﹐直抵河北﹐並帶著大隊家眷､財物“轉戰千裏”安然回來﹐同時還能大肆屠戮同胞的“戰績”﹐足以證明當時滿清任命的山東巡撫方大猷﹐在他啟本中說他“手無一兵”的情況的確是大實話。史可法這個防地與山東接壤的南明第一號督師﹐是知道在山東､河南､河北等地方﹐滿清只有“手無一兵”的如方大猷之流之情況的﹐也知道只有僅千人的明軍不但可以橫行千裏﹐還有足夠的能力和自己的軍隊自相殘殺一場。 然而史可法在九月二十六日的上奏中卻說﹕“各鎮兵久駐江北﹐皆待餉不進。聽胡騎南來索錢糧戶口冊報﹐後遂為胡土﹐我爭之非易。虛延歲月﹐貽誤封疆﹐罪在於臣。適得北信﹐九陵仍設提督內臣﹐起罪輔馮銓﹐選用北人殆盡。或不忘本朝﹐意圖南下﹐逃匿無從﹐是河北土地､人才俱失矣。乞速詔求賢﹐偏諭北畿､河北､山東在籍各官及科甲貢監﹐但懷忠報國﹐及早南來﹐破格用之。”對於這個軍事一號人物的這個奏章﹐弘光朝廷從善如流。 可笑或者可以說可恥的是﹐他和南明朝廷儘管都知道那裏只僅僅是“胡騎南來索錢糧戶口冊報”而已﹐居然就都理所當然地認為那裏已經是“胡土”了﹐並且還竟然都毫不臉紅的一致同意“爭之非易”﹐接著他又說滿清在“九陵仍設提督內臣……選用北人殆盡”﹐其中包括“不忘本朝﹐意圖南下﹐逃匿無從”的人﹐所以“河北土地､人才俱失矣”。這個“土地､人才俱失”的狀況﹐在我看來﹐倒是與他這個封疆大吏不出兵收復失地脫不了乾系的。但是他依舊不圖進取﹐反倒建議朝廷“乞速詔求賢﹐偏諭北畿､河北､山東在籍各官及科甲貢監﹐但懷忠報國﹐及早南來﹐破格用之”。那言下之意﹐就是因為北畿､河北､山東等地方﹐有敵方的幾個沒有一兵一卒的光桿官吏在﹐所以已經“爭之非易”﹐既然這樣﹐那乾脆不用管也不用爭﹐直接就放棄掉算了﹐只管發發告示﹐把有用的人叫過來就行。而且大量史料表明﹐南明的軍隊從來就不缺餉﹐有記載他們四個月就發了一年半的銀餉﹐同時比比皆是的還有他們如何搜刮民間的記載。至此﹐史閣部的心思就不免叫如我之輩作小人想了。 實質上﹐史可法和弘光皇帝朱由崧､馬士英､阮大鋮等人一樣﹐從一開始就沒有想過要去收復北方﹐而是要一心偏安江南。即使在後來滿清已經開始出兵要佔領全國的局面下﹐也還在夢想著能與滿清保持南北割據﹐而不是和大順､大西聯合起來共抗外敵。所以他們是萬萬不敢因為那幾省的“彈丸之地”而去觸怒滿清﹐陷入與滿清的戰爭的。同時﹐他們還幻想著滿清因此就會很好心地只是幫他們消滅大順政權﹐然後能與他們“和平”相處﹐“劃疆而治”。因此可以說﹐史可法與馬士英､阮大鋮等人在政治上的懦弱和無能﹐是完全一致﹐沒有絲毫分歧的。他們之間的區別﹐僅僅在於個人品德上的差距。而他們之間的鬥爭﹐更多的是黨爭的成分﹐並不如大部分史學家說的那樣﹐是抗清和談和的鬥爭﹐因為史可法本人就是談和的堅定支持者和倡議人之一。 他在甲申六月上書中說道﹕“但虜既能殺賊﹐即是為我復仇。予以義名﹐因其順勢﹐先國仇之大﹐而特宥前辜。借兵力之強﹐而盡殲醜類﹐亦今日不得不然之著數也。前見臣同官馬士英已籌及此。”其中“予以義名﹐因其順勢﹐先國仇之大﹐而特宥前辜”﹐自然是說滿清與明的“七大恨”及努爾哈赤被斃寧遠之仇﹐所以現在幫我們殺李闖﹐那就可以“特宥前辜”﹐與明開戰等事體一筆勾銷﹐這個事情“臣同官馬士英已籌及此”﹐大家是一致的。 接著他話鋒一轉﹐說要趕緊派使者去北京﹐如果滿清在追擊大順的時候﹐“萬一虜至河上﹐然後遣行﹐是虜有助我之心﹐而我反拒之﹐虜有圖我之志﹐而我反迎之”﹐但是他對萬一“虜有圖我之志”的情況﹐卻如掩耳盜鈴一般視而不見也不做防備﹐只是建議“伏乞敕下兵部﹐會集廷臣﹐既定應遣文武之人﹐或徑達虜主﹐或先通九酋（多爾袞）。應用敕書﹐速行撰擬﹐應用銀幣﹐速行置辦。並隨行官役若干名數﹐應給若干廩費﹐一併料理完備。定於月內起行﹐庶款虜不為無名﹐滅寇在此一舉矣。”他覺得只要帶點“銀幣”﹐“敕書”一封﹐然後一個“文武之人”與“隨行官役若干名”去見個面送封信就可以“款虜”､“滅寇”﹐此等童稚之舉﹐簡直要人為之號啕大哭。 而一些下級官吏﹐如後來抗清失敗自殺的兵科給事中陳子龍等人﹐當時卻紛紛上書指出“祖宗之地誠尺寸不可與人﹐然從來開疆闢土﹐必當以兵力取之﹐未聞求而可得者也”﹐強烈要求北伐﹐只可惜無人理睬。在甲申四月至十月的半年時間裏﹐滿清主力一直與大順在西線激戰﹐根本無力南下﹔而正是由於南明朝廷裏以史可法､馬士英為首的一幫人﹐一心偏安謀求劃地而治﹐生怕北上收復山東､河南､河北等地會得罪滿清而開戰﹐所以裹足不前。因此導致從四月起到十月間﹐在這三地竟然產生了長達半年的權利真空和搖擺狀態﹐最後在甲申年底才大部歸附滿清。但即使到這個時候﹐滿清的統治也大多只是由一個官依靠著當地前明降將的軍隊﹐就接收了一府之地的狀態。 正是因為南明小朝廷這種醜陋的心態﹐以及表現在政治､軍事上的不作為和腐敗無能﹐直接導致以多爾袞為首的滿清決策集團﹐在很短的時間內迅速作出了佔領中國全境的決定。 多爾袞雖然在六月發佈了那封承認南明弘光是繼統於崇禎的明正統﹐表示各地仍屬明之轄地的文告﹐但是一旦決定要一統天下後﹐馬上就寫了那封著名的《多爾袞與史可法書》﹐一下子全部推翻了自己原先的論調。 他在信的抬頭不稱史可法的官銜﹐只稱呼史老先生﹐已是把南明作偽朝看。然後在信裏先說﹕“國家之撫定燕都﹐乃得之於闖賊﹐非取之於明朝也”﹐意思是我的天下是從大順手裏拿的﹐你大明早已經沒了。所以你們現在乘我“逆寇稽誅﹐王師暫息﹐遂欲雄據江南﹐坐享漁人之利”﹐簡直心懷叵測﹐“今若擁號稱尊﹐便是天有二日﹐儼為勁敵”﹐便是說你南明是偽朝﹐如果不去帝號稱臣﹐那我們就是敵人﹐就要開戰﹐如果一旦這樣的話﹐滿清就會“簡西行之銳﹐轉旆東征﹔且擬釋彼重誅﹐命為前導”﹐這一下卻是拿聯合李自成東下滅南明來威脅了。不過這麼一來雖然是咄咄逼人﹐但也暴露了滿清的弱點。試想他如果兵力和把握都足夠﹐那裏又需要拉上此刻正在與阿濟格､多鐸等清軍主力激戰不休的死敵李自成來嚇人。 史可法在接到這封信後﹐回復了同樣著名的《史可法復多爾袞書》。這一篇文章倒是作得引經據典﹐華採四溢。然而正是看了他這封信﹐使我就此推翻了自小對他的崇拜和景仰。 他首先在回信中的抬頭中﹐以“大明國督師､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的身份稱呼多爾袞為“大清國攝政王殿下”﹐光這個起頭﹐他就比多爾袞矮了一頭。所謂“來而不往非禮也”﹐人家已經不承認南明只呼你為“史老先生”﹐而你居然不敢照樣回敬﹐心中怯弱之意畢露無遺。 努爾哈赤於1616年由大明建州衛都督一職起兵﹐先稱國號後金﹐後又改大清﹐歷天啟､崇禎兩朝就從來沒有承認過﹐袁崇煥還一度迫使皇太極去了帝號﹐對此皇太極耿耿於懷。皇太極於天聰四年發的一道諭文中說﹕“逮至朕躬﹐實欲罷兵戈﹐享太平﹐故屢屢差人講說。無奈天啟､崇禎二帝渺我益甚﹐逼令退地﹐且教削去帝（號）﹐及禁用國寶。朕以為天與土地﹐何敢輕與﹖其帝號國寶﹐一一遵依﹐易汗請印﹐委曲至此﹐仍復不允”﹐由此可以看見﹐即使清去了帝號自稱大明的藩屬﹐崇禎也是不承認的。因為建州衛是大明的州衛而不是藩屬﹐在這一點上﹐崇禎是極為注意的﹐故而不予談判。所以皇太極自覺委屈之至。而致袁崇煥於死地的罪名裏﹐有一條就是他和滿清議和。 史可法生於1602年﹐崇禎元年（公元1628年）取的進士﹐他在崇禎手下做了十七年的官﹐所以對此應該明白清楚得很﹐要是在崇禎手上﹐他這樣稱呼多爾袞﹐只怕馬上就會被拉出去砍了腦袋。他作為南明的第一號軍事長官做出這樣的舉動﹐如果放在現在來比擬﹐那就好比和承認新疆是獨立國家一樣的性質。 然後他一口一個貴國客套了一番說道﹕“若以逆成尚稽天討﹐為貴國懮﹐法且感且愧……凶聞遂來……忽傳我大將軍吳三桂假兵貴國﹐破走逆成。殿下入都﹐為我先帝､後發喪成禮﹐……此等舉動﹐振古爍今﹐凡為大明臣子﹐無不長跽北向﹐頂禮加額﹐豈但如明諭所雲感恩圖報已乎﹗謹於八月﹐薄治筐篚﹐遣使犒師”。他對滿清和大順開戰的舉動﹐的確是如他所說“長跽北向﹐頂禮加額﹐豈但如明諭所雲感恩圖報”的﹐所以稱吳三桂為“我大將軍吳三桂”﹐而對李自成的強悍則表示“為貴國懮﹐法且感且愧”。 接著他列舉了如三國蜀漢､東晉､南宋等一堆偏安朝廷的先例﹐來證明南明弘光朝廷的合法性﹐再下去便是兩家敘好﹕“貴國昔在先朝﹐夙膺封號﹐載在盟府。後以小人構舋﹐致啟兵端﹐先帝深痛疾之﹐旋加誅僇﹐此殿下所知也。”這裏他痛罵砲斃努爾哈赤的袁崇煥﹐是在“兩國”之間“構舋”“致啟兵端”的小人。不過這個時候袁崇煥還沒有平反﹐那也說他不得。但是袁崇煥死後“天下冤之”﹐部將祖大壽為此反出關外﹐無親無故的幕僚程本直﹐更以一本《白冤疏》告天下而後以身殉袁督師﹐他史督師卻不會不知道。當然了﹐在他看來﹐先帝欽定的罪人﹐即使是忠臣有冤﹐現在為了“兩國”和好﹐罵幾句也是應該地。 然後又說“貴國篤念世好﹐兵以義動﹐萬代瞻仰﹐在此一舉。若乃乘我蒙難﹐棄好崇仇﹐規此幅員﹐為德不卒﹐是以義始而以利終﹐貽賊人竊笑也﹐貴國豈其然歟﹖”這個就是與虎謀皮了。要滿清只憑一個“義”字﹐就耗費兵力幫他剿滅大順然後兩不相犯﹐未免幼稚得有如三歲小兒。當然﹐最後他也沒忘記﹐在剿滅大順的事情上﹐南明也是要出力的﹕“今逆成未伏天誅﹐諜知卷土西秦﹐方圖報復。……伏乞堅同仇之誼﹐全始終之德﹐合師進討﹐問罪秦中﹐共梟逆成之頭﹐以洩敷天之憤。則貴國義聞﹐照耀千秋﹐本朝圖報﹐惟力是視。從此兩國世通盟好﹐傳之無窮﹐不亦休乎﹗” 這道書成於甲申八月間﹐寫得雖然是字字珠璣﹐錦繡文採﹐只是對滿清的恐懼﹐以及懦弱無能､低聲下氣的腔調﹐在此間卻暴露無遺。 早在多爾袞來信前的七月二十一日﹐南明議和使團已經出發﹐其目的就是“以兩淮為界”､“彼主尚幼﹐與皇上為叔侄可也”﹐實行劃疆而治﹐偏安江南一隅。但使者團在九月初五才抵山東濟寧﹐這其中並沒有人要他們回來或者在談判內容上作什麼修改。至十月十二日到北京後﹐滿清拒不會見﹐不承認弘光朝廷是國家﹐不接受其“國書”﹐並明確宣告已經準備派軍南下﹐與南明開戰。但同時卻收取了南明主動送去的“歲幣”──銀十萬兩､金一千兩､蟒緞二千六百匹﹐“賜”給吳三桂的白銀一萬兩､緞二千匹。十二月十五日使節團返回南京﹐三個使節中只有一個奸細回來﹐其餘兩人被滿清扣押。這樣﹐已經可以明白地知道一件事情﹐那就是滿清已經徹底撕破了臉面﹐準備大舉南下開戰﹐和議是萬萬沒有希望的了。 禦史沈宸荃於是上表﹕“虜､賊今日皆為國大仇。……及賊逆不容誅﹐（清）復巧借復仇之名﹐掩有燕､齊﹐是我中國始終受虜患也。故目前之策﹐防虜為急﹐賊次之。……以大振復仇之聲﹐而其實節節皆為防虜計”。這個奏章明確提出﹐先抗清﹐至於李自成是以後的問題﹐這可以說深刻認識到了清“掩有燕､齊﹐是我中國始終受虜患也”的後果﹐是極為是正確的的認識﹐而提出的“防虜”建議也是積極的﹐至少這個時候亡羊補牢尚為時不晚。 然而史可法在知道這個消息後﹐奉上的奏章裏卻是這樣說的﹕“屢得北來塘報﹐皆言虜必南窺﹐……近見虜示﹐公然以逆之一字加南﹐辱我使臣﹐蹂我近境﹐是和議固斷斷難成也。一旦寇為虜並﹐必以全力南侵﹔即使寇勢尚張﹐足以相距﹐虜必轉與寇合﹐先犯東南。……今宜速發討賊之詔﹐嚴責臣等與四鎮﹐使悉簡精銳﹐直指秦關。” 在知道求和使團被拒﹐“和議固斷斷難成”﹐滿清已經宣戰﹐“虜必南窺”的情況下﹐他在討“賊”和防“虜”之間﹐居然還是選擇先“發討賊之詔”﹐然後“直指秦關”討家“賊”﹐而不是防備在燕､齊的外“虜必南窺”﹐這樣的攘外必先安內﹐可以說直欲使人為之嘔血。我之所以在前說其醜陋﹐實是因為他在這裏顯露的這種態度﹐可視為後世慈禧“寧贈友邦﹐不與家奴”一語的祖宗和出處。 為了實現他這個攘外必先安內的構想﹐乙酉（公元16 45年）正月﹐史可法發動了南明唯一次大規模的正式“北伐”。 當然此次“北伐”的對象是西線的李自成﹐而不是收復北方的山東､河南等地。至於發動的原因﹐他告訴弘光皇帝是因為知道“清豫王自孟縣渡河﹐約五六千騎﹐步卒尚在覃懷﹐欲往潼關”﹐對滿清剿闖兵力不足的懮慮溢於言表﹐於是他已經體貼入微地“命高傑提兵二萬﹐與張縉彥直抵開､雒﹐據虎牢﹔劉良佐貼防邳､宿”﹐史督師這一戰略部署﹐矛頭直指西線的洛陽﹐卻對黃河北岸的滿清鐵騎視而不見﹐並沾沾自喜､一廂情願地引為盟軍和友軍。 只是在黃河對岸的豪格在回復給高傑關於合力剿闖的信裏﹐已經明確打破了這樣的幻想﹕“果能棄暗投明﹐擇主而事﹐決意躬來﹐過河面會……若第欲合兵剿闖﹐其事不與予言”。 四鎮之一的興平伯高傑﹐原是崇禎時降明的李自成部將﹐綽號翻山鷂子﹐算是四鎮中比較能打仗的一個。他在抵達戰略重鎮雎州後﹐有情報說原來那裏舉旗光復的原大明河南援剿總兵許定國﹐由於南明長期無人理睬也不發兵北上增援﹐剛剛把兩個兒子暗裏送往黃河北岸豪格營中去當了人質。於是為防止他把睢州獻給滿清﹐正月十三日﹐高傑以兩萬兵駐城外﹐只帶三百名親隨進城赴許定國宴﹐意圖說服其不要降清﹐結果卻為許定國伏兵所殺。高傑夫人邢氏和部將得知後狂怒不已﹐於十四日攻入睢州屠城﹐許定國過河逃入豪格營中﹐正式降清。 史可法在知道這個變故後﹐馬上趕往高傑軍中收拾殘局﹐立高傑之子為興平伯世子﹐高傑妻邢氏知其子幼﹐遂請其子拜史可法為父。然史可法卻因高傑乃“流賊”出身而堅絕﹐最後命其拜提督江北兵馬糧餉的太監高起潛為義父了事﹐白白放棄了一個收取四鎮兵力的好機會。 二月﹐史可法率部南歸﹐撤回江蘇白洋口（今江蘇省宿遷）。於是有民謠譏諷道﹕“誰喚翻山鷂子來﹐闖仔不和諧。平地起刀兵﹐夫人來壓寨（原注﹕邢夫人也）﹐虧殺老媒婆（原注﹕史公也）﹐走江又走淮﹐俺皇爺醉燒酒全不睬。”（4） 此次“北伐”之時﹐阿濟格､多鐸率清軍主力正在陝西與李自成進行潼關大戰﹐對京畿､河南､河北､山東根本無力顧及。豪格只有五千人馬﹐在黃河對岸先前既無力助許定國對付高傑﹐後來看著高傑所部屠滅雎州﹐群龍無首亂做一團的樣子﹐也不敢有一絲異動。在此等形勢下﹐史可法非但不敢在京畿､河南､河北､山東建立地方政權﹐或者守住雎州這個江淮門戶的戰略重鎮﹐反而全部放棄狼狽南歸。他的幕僚閻爾梅當時正在軍中﹐在《閻古古全集》中記載道﹐他曾力主史可法“渡河復山東﹐不聽﹔勸之西征復河南﹐又不聽﹔勸之稍留徐州為河北望﹐又不聽”﹐可見他實在沒有軍事和政治才能﹐同時也說明他根本不想也沒有膽量去收復北方﹐最多只是在嘴上喊喊而已。 我們且看看當時的諸人是怎麼評說南明朝廷及文､武一號首腦馬士英､史可法等執政者的。 張怡筆記﹕“日復一日﹐坐失事機﹐灰忠義之心﹐隳朝食之氣﹐謀之不臧﹐土崩瓦解﹐伊誰咎哉﹗” 鄭與僑《倡義記》﹕“當四海無主之日﹐前無所依﹐後無所憑﹐只以紳衿忠憤､鄉勇血誠﹐遂使大憝立剪﹐名義以新。無奈江南諸執政鼠鬥穴中﹐虎逸柙外”。 閻爾梅《惜揚州》詩﹕“左右有言使公懼﹐拔營退走揚州去。兩河義士雄心灰﹐號泣攀轅公不駐。” 乙酉（公元16 45年）三月﹐清軍主力在完全沒有後顧之懮的情況下於潼關擊敗李自成後﹐已經休息調整完畢﹐終於開始抽身南下。多鐸部由潼關東進﹐直取揚州､南京方向﹐南明君臣們自己釀就的苦果終於來臨。 由於完全沒有河南､山東等戰略屏障可以依恃阻擋﹐四月十三日清軍已經趕至安徽泗州渡淮﹐十七日便在距揚州二十裏處紮營﹐十八日推進到揚州城下﹐沿途沒有發生一次大規模的戰鬥。史可法以為“銳氣不可輕試﹐且養全鋒以待其斃”﹐所以揚州守軍沒有出城應戰﹐而清軍也沒有採取圍城攻勢。二十一日﹐明甘肅鎮總兵李棲鳳､監軍道高歧鳳帶四千人入城﹐二十二日又率所部並與城內的胡尚友､韓尚良等出門降清﹐史可法恐阻止他們會發生內變﹐未有動作。在此其間﹐清軍主將多鐸五次發書招降史可法﹐史可法堅拒不回。 關於揚州戰役﹐《南明史略》說﹕“（史）可法還抗拒清兵﹐堅守孤城﹐支持了有十天的功夫”﹐實際上按照雙方當事人書信﹐包括史可法的遺書中記載﹐揚州戰役是對峙九日﹐一天陷落。揚州陷落﹐固然是兵力懸殊﹐但是明軍的不得人心﹐也是一大原因。當時在揚州城內的王秀楚逃生後﹐在日記裏寫了這樣的情況﹕“督鎮史可法從白洋河失守﹐踉蹌奔揚州……吏卒棋置﹐……踐踏無所不至﹐供給日費錢千餘。……主者喜音律﹐善琵琶﹐思得名妓以娛軍暇﹔是夕﹐邀予飲﹐滿擬縱歡﹐忽督鎮以寸紙至﹐主者覽之色變﹐遽登城﹐予眾亦散去。”（5）史可法自己雖然清廉﹐但是卻阻止不了他手下對百姓的“踐踏無所不至”﹐帶兵將軍臨戰還在想“得名妓以娛軍暇”﹐其統軍無方﹐可以從此窺見一斑。 四月二十四日夜﹐清軍發動總攻﹐炮轟揚州城牆﹐二十五日﹐揚州陷落。南明第一號軍事長官﹐太子太傅､兵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四鎮督師史可法自殺被阻﹐被俘後怒罵不屈﹐以身殉國。 對史可法最後以身殉國的氣節﹐我當然是敬重的。但是對他的政治､軍事上的糊涂和無能､懦弱﹐甚至出讓國土﹐我是很不以為然的。作為南明弘光朝廷的第一號軍事長官﹐他一直主張並身體力行聯清剿闖的戰略﹐甚至在滿清宣布開戰後也是如此。對滿清不抵抗､棄地示好﹐坐失了光復明朝江山的大好時機﹐導致滿清可以全然沒有後顧之懮﹐全力出擊李自成﹐然後回頭從容收拾南明。所以對南明弘光朝廷的覆滅﹐他史可法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後人把他比之前朝的張巡､文天祥､諸葛亮﹐他固然是絕無條件﹐而與同是大明朝的督帥袁崇煥比﹐他相差亦又何止千裏。 史可法是南明的忠臣﹐但是不能算大明的忠臣﹐因為他開肇了承認大清是國家的頭﹐違背了天啟､崇禎兩朝一直堅守的大原則。史可法是英雄﹐但是不能算民族英雄﹐因為他從沒有嘗試過一次﹐去收復滿清手裏的失地﹐反而一味退讓﹐甚至於棄地送給滿清。史可法是死於和滿清戰鬥中的義士﹐但是不是抗清義士﹐因為他除了在清軍攻擊揚州的戰鬥中被動應戰外﹐沒有主動去抗擊過一次滿清的入侵。 《史可法復多爾袞書》 大明國督師､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史可法頓首謹啟大清國攝政王殿下﹕南中向接好音﹐法隨遣使問訊吳大將軍﹐未敢遽通左右﹐非委隆誼於草莽也﹐誠以大夫無私交﹐《春秋》之義。今倥傯之際﹐忽捧琬琰之章﹐真不啻從天而降也。諷讀再三﹐殷殷致意。若以逆成尚稽天討﹐為貴國懮﹐法且感且愧。懼左右不察﹐謂南中臣民偷安江左﹐頓亡君父之仇﹐故為殿下一詳陳之。我大行皇帝敬天法祖﹐勤政愛民﹐真堯舜之主也。以庸臣誤國﹐致有三月十九日之事。法待罪南樞﹐救援無及﹐師次淮上﹐凶聞遂來﹐地坼天崩﹐川枯海竭。嗟乎﹐人孰無君﹐雖肆法於市朝﹐以為洩洩者之戒﹐亦奚足謝先帝於地下哉﹗爾時南中臣民哀痛﹐如喪考妣﹐無不撫膺切齒﹐欲悉東南之甲﹐立剪凶仇。而二三老臣﹐謂國破君亡﹐宗社為重﹐相與迎立今上﹐以系中外之心。今上非他﹐即神宗之孫､光宗猶子﹐而大行皇帝之兄也。名正言順﹐天與人歸。五月朔日﹐駕臨南都﹐萬姓夾道歡呼﹐聲聞數裏。群臣勸進﹐今上悲不自勝﹐讓再讓三﹐僅允監國。迨臣民伏闕屢請﹐始於十五日正位南都。從前鳳集河清﹐瑞應非一。即告廟之日﹐紫雲如蓋﹐祝文升霄﹐萬目共瞻﹐欣傳盛事。大江湧出柟梓數萬﹐助修宮殿﹐是豈非天意哉﹗越數日﹐即令法視師江北﹐刻日西征。忽傳我大將軍吳三桂假兵貴國﹐破走逆成。殿下入都﹐為我先帝､後發喪成禮﹐掃清宮闕﹐撫戢群黎﹐且免剃發之令﹐示不忘本朝。此等舉動﹐振古爍今﹐凡為大明臣子﹐無不長跽北向﹐頂禮加額﹐豈但如明諭所雲感恩圖報已乎﹗謹於八月﹐薄治筐篚﹐遣使犒師﹐兼欲請命鴻裁﹐連兵西討。是以王師既發﹐復次江淮。乃辱明誨﹐引《春秋》大義來相詰責。善哉言乎﹐然此文為列國君薨﹐世子應立﹐有賊未討﹐不忍死其君者立說耳。若夫天下共主﹐身殉社稷﹐青宮皇子﹐慘變非常﹐而猶拘牽不即位之文﹐坐昧大一統之義﹐中原鼎沸﹐倉卒出師﹐將何以維繫人心﹐號召忠義﹐紫陽《綱目》踵事《春秋》﹐其間特書如莽移漢鼎﹐光武中興﹔丕廢山陽﹐昭烈踐祚﹔懷､愍亡國﹐晉元嗣基﹔徽､欽蒙塵﹐宋高纘統﹐是皆於國仇未剪之日﹐亟正位號﹐《綱目》未嘗斥為自立﹐卒以正統予之。至如玄宗幸蜀﹐太子即位靈武﹐議者疵之﹐亦未嘗不許以行權﹐幸其光復舊物也。本朝傳世十六﹐正統相承﹐自治冠帶之族﹐繼絕存亡﹐仁恩遐被。貴國昔在先朝﹐夙膺封號﹐載在盟府。後以小人構舋﹐致啟兵端﹐先帝深痛疾之﹐旋加誅僇﹐此殿下所知也。今痛心本朝之難﹐驅除亂逆﹐可謂大義復著於《春秋》矣。若乘我國運中微﹐一旦視同割據﹐轉欲移師東下﹐而以前導命元凶﹐義利兼收﹐恩仇倏忽﹐獎亂賊而長寇仇﹐此不惟孤本朝借力復仇之心﹐亦甚違殿下仗義扶危之初志矣。昔契丹和宋﹐止歲輸以金繒﹔回紇助唐﹐原不利其土地。況貴國篤念世好﹐兵以義動﹐萬代瞻仰﹐在此一舉。若乃乘我蒙難﹐棄好崇仇﹐規此幅員﹐為德不卒﹐是以義始而以利終﹐貽賊人竊笑也﹐貴國豈其然歟﹖往者先帝軫念潢池﹐不忍盡戮﹐剿撫並用﹐貽誤至今。今上天縱英明﹐刻刻以復仇為念。廟堂之上﹐和衷體國﹔介冑之士﹐飲泣枕戈﹔人懷忠義﹐願為國死。竊以為天亡逆闖﹐當不越於斯時矣。語雲﹕“樹德務滋﹐除惡務盡。”今逆成未伏天誅﹐諜知卷土西秦﹐方圖報復。此不獨本朝不共戴天之恨﹐抑亦貴國除惡未盡之懮。伏乞堅同仇之誼﹐全始終之德﹐合師進討﹐問罪秦中﹐共梟逆成之頭﹐以洩敷天之憤。則貴國義聞﹐照耀千秋﹐本朝圖報﹐惟力是視。從此兩國世通盟好﹐傳之無窮﹐不亦休乎﹗至於牛耳之盟﹐則本朝使臣久已在道﹐不日抵燕﹐奉盤盂以從事矣。法北望陵廟﹐無涕可揮﹐身陷大戮﹐罪當萬死。所以不即從先帝於地下者﹐實為社稷之故。傳曰﹕“竭股肱之力﹐繼之以忠貞。”法處今日﹐鞠躬致命﹐克盡臣節而已。即日獎帥三軍﹐長驅渡河﹐以窮狐鼠之窟﹐光復神州﹐以報今上及大行皇帝之恩。貴國即有他命﹐弗敢與聞。惟殿下實明鑒之。 （1）《平寇志》 （2）《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 （3）張怡《■聞續筆》 （4）《青燐屑》 （5）《揚州十日記》 另注﹕本文引用之清吏和史可法疏奏﹐均出自《明清檔案》､《國榷》和《史可法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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