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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策論


  自從吳稚暉先生提出上八股洋八股的名稱以來,大家一直沿用,不曾發生過疑問,因為這兩種東西確實存在,現在給他分類正名,覺得更是明瞭了。但是我有時不兔心裡納悶,這兩個名稱雖好,究竟還是渾名,他們的真姓名該是什麼。土八股我知道即是經義,以做成散文賦似的八對股得名,可是洋八股呢,這在中國舊名詞裡叫做什麼的呢?無意之中,忍然想到,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原來這洋八股的本名就只是策論。頂好的證據是,前清從前考試取士用八股文,後來維新了要講洋務的時候改用策論,二者同是制藝或功令文,而有新舊之別,亦即是土洋之異矣。不過這個證據還是隨後想到的,最初使我得到這新發見的是別人的偶然一句閒話。我翻閱馮班的《鈍吟雜錄》,卷一《家戒》上有一則,其上半云:
  「士入讀書學古,不免要作文字,切忌勿作論。成敗得失,古人自有成論,假令有所不合,閾之可也,古人遠矣,目前之事猶有不審,況在百世之下而欲懸定其是非乎。」何義門評注雲,「此亦名言。」此其所以為名言據我輯是在於教人切勿作論。做策論的弊病我也從這裡悟出來,這才瞭解了與現代洋八股的關係。同是功令文,但做八股文使人庸腐,做策論則使人謬妄,其一重在模擬服從,其一則重在胡說亂道也。專做八股文的結果只學會按譜填詞,應拍起舞,裡邊全沒有思想,其做八股文而能胡說亂道者仍靠兼做策論之力也。八股文的題目只出在經書裡,重要的實在還只是四書,策論範圍便很大了,歷史政治倫理哲學玄學是一類,經濟兵制水利地理天文等是一類,一個人哪裡能夠知道得這許多,於是只好以不知為知,後來也就居然自以為知,胡說亂道之後繼以誤國殃民,那些對空策的把「可得而言欽」改到「可得而言也」去繳卷,還只庸腐而已,比較起來無妨從輕發落。鈍吟上邊所說單是史論一種,弊病已經很大,或者這本來是策論中頂重要的一種也未可知。我們小時候學做管仲淪漢高祖論,專門練習舞文弄墨的勾當,對於古代的事情胡亂說慣了,對於現在的事情也那麼他說,那就很糟糕了。洋八股的害處並不在他的無聊瞎說,乃是在於這會變成公論。朱子《語類》中有云:
  「秀才好論事,朝廷才做一事,哄哄地哄過了又只休,幾事皆然。」又云:
  「真能者未必能言,文士雖未必能,卻口中說得,筆下寫得,足以動人所聞,多至敗事。」可見宋朝已是如此,但是時代遠了,且按下不表,還是來引近時的例吧。「蘆涇遁士」原是清季浙西名士,今尚健在,於光緒甲午乙未之際著《求己錄》三卷,蓋取孟子禍福無不自己求之之意,其卷下言公論難從節下有論曰:
  「士大夫平日未嘗精究義理,所論雖自謂不偏,斷難悉合於正,如《左傳》所引君子曰及馬班諸史毀譽褒貶,名為公論,大半雜以偏見,故公論實不可憑……夫因循坐誤,時不再來,政事有急宜更張者,乃或詢公論而姑待之,一姑待而機不再來矣。百病嬰身,豈容鬥力,用兵有明知必敗者,乃竟畏公論而姑試之,一姑試而事不可救矣。濟濟公卿,罕讀大學知止之義,胸無定見,一念回護,一念徇俗,甚至涕位彷惶,終不敢毅然負謗,早挽狂瀾,而乘艱危之來巧盜虛名者,其心尤不勝誅。」注中又有云:
  「山左米協麟有言,今日之正言說論皆三十年後之夢囈笑談。」自乙未到現在已整四十年了,不知今昔之感當何如,米君的意見似猶近於樂觀也。《求己錄》下卷中陶君的高見尚多,今不能多引。讀書人以為自己無所不知,又反正只是口頭筆下用力,無妨說個痛快,此或者亦是人情,然而誤事不少矣。古人云,耕當問奴,織當問婢,此即是孔子說吾不如老農老圃之意。何況打仗,這只好問軍事專家了,而書生至今好談兵,蓋是秀才的脾氣,朱晦庵原也是知道了的。我聽說山西有高小畢業會考,國文試題曰《明恥教戰論》,又北平有大學招考新生,國文試題曰《國防策》。這是道地的洋八股,也是策論的正宗,這樣下去大約哄哄地攘臂談天下事的秀才是不會絕跡的,雖然我們所需要的專門知識與一般常識之養成是很不容易希望做到。
  中國向來有幾部書我以為很是有害,即《春秋》與《通鑒綱目》,《東萊博議》與胡致堂的《讀史管見》,此外是《古文觀止》。孔於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本是一句謊話,朱子又來他一個續編,後世文人作文便以筆削自任,儼然有判官氣象,《博議》、《管見》乃是判例,《觀止》則各式詞狀也。這樣養成的文章思想便是洋八股,其實他還是真正國貨,稱之曰洋未免冤枉。這種東西不見得比八股文好,勢力卻更大,生命也更強,因為八股文只寄托在科舉上,科舉停了也就了結,策論則到處生根,不但不易拔除,且有愈益繁榮之勢。他的根便長在中國人的秀才氣質上,這叫人家如何能拔乎。我對於洋八股也只能隨便談談,實在想不出法子奈何他,蓋欲木之茂者必先培其本根,而此則本根甚固也。
                  二十五年一月
               (1936年:月作,選自《風雨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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