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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治什麼「學」


  《書林》雜誌有一個《治學篇》專欄,去年,編者就來找我,要我給這個專欄寫一篇文章,談談我的治學經驗。我當時貿然答應,毫不考慮。現在編者又來敦促,要我踐約交稿,我這才想起,我這一輩子到底「治」了些什麼「學」?我自己也回答不上來。我自己反省,弱冠以來,迄今五六十年,我的確「治」過不少「學」,幾乎每年每月每日都在「治」,可是我「治」得了什麼「學」呢?沒有!我完全無「學」,因而至今是「不學無術」。
  我在十七八歲的時候,也就是在四年制中學第三四年級的時候,中、英語文閱讀及寫作能力,已有相當好的基礎。中文是家學,我父親教我從《古文觀止》讀到《昭明文選》。英文得力於葉頌藩老師的文法課,他教授《納氏文法》第四冊,使我能基本上懂得英文的語法結構。這兩種語文基礎,是我的有利條件。中學畢業後,報考東南大學國文系,同去應考的有四個同學,只有浦江清一人被錄取,我和其他二同學均名落孫山。於是去報考之江大學,因為聽說教會大學容易考。果然被錄取了,就進之江大學去讀英文。在之江,沒有鑽研中國文學的條件,我就鑽進了英國文學。一年之間,我讀了英國文學史、英國散文和詩歌。對英國文學剛才懂得一些皮毛,可是因為參加非宗教大同盟,不能不退學了。
  第二年,我到上海進上海大學,讀中國文學系。陳望道老師講修辭學,沈雁冰老師講西洋文學史,俞平伯老師講詩詞,田漢老師講歐洲浪漫主義文學,這些課程都對我有相當影響。西洋文學史的教材是周作人編的《歐洲文學史》,這部書的內容,實在只講了希臘、羅馬部分,我以為不足,就自己去找英文本的歐洲各國文學史看。俞平伯老師講過《詩經·卷耳》,指導我研究《詩經》的路子。於是我找到一部方玉潤的《詩經原始》,通讀之下,豁然開朗,才知道古典文學研究的歷史進程。
  在上海大學讀了兩年,又轉到大同大學讀英文,在葉上之、胡憲生老師的指導下,讀了司蒂文生的散文《騎驢旅行記》和沙克萊的小說《亨利·愛思芒》。同宿舍的同學有許思玄,讀英國文學書甚勤奮,我和他對床而坐,頗受他的影響。以後又轉入震旦大學讀法文,隨即便愛上了法國詩,從龍沙、維雄到雨果,似懂非懂地亂讀了一陣。中國古典文學,就此放下了。
  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七年,在上海做亭子間作家。職業是書局編輯,業餘工作是寫小說,翻譯外國文學。閱讀的也多是外國文學,偏重於蘇聯、東歐諸國和美國。讀書沒有計劃,得到什麼書就看什麼書。知識面廣了,眼界開了,可就是說不上研究。在周作人、林語堂的影響之下,也曾有一二年熱中於明人小品文,把公安、竟陵派的幾十部詩文集看了一遍。
  一九三七年秋,到雲南大學文史系教書,系主任分配給我的課程是大學一年級的國文、歷代詩選、歷代文選。我戰戰兢兢地接受了任務,努力備課,編講義。上了幾個月課,才知道過去光是讀書,縱然讀得很多,全不頂事。有許多古典作品,過去讀過幾十遍,自以為懂了,沒有問題。可是拿到課堂上去一講,經學生一問,就覺得有問題了。怎麼辦?要解答,就得研究。從此開始,我的讀書方法才深入了一步。
  在雲南大學三年,有條件閱讀了許多雲南古代史文獻,寫下了一些札記。在向覺明的影響下,看了許多敦煌學文件,校錄了十幾篇變文。一九四一年,到福建廈門大學任教,於是雲南古代史和敦煌學的興趣消散了。在廈門大學五年,由於廈大圖書館的藏書毫無損失,全部內遷,我著實看了許多書。給學生開了一門專書選讀課,講了一年《史記》,自己也寫了許多《史記旁札》。讀了七八十種宋人筆記及野史,抄錄了所有關於詞的資料,打算編一本《宋人詞話總龜》。這兩部沒有完成的手稿,都在「浩劫」中損失了。
  解放初期的五六年間,我的業餘時間都花費在外國文學的翻譯工作,前後譯出了二百多萬字的東歐、北歐及蘇聯小說。一九五七年以後,才重又回到古典文學的閱讀和研究,主要是對唐詩宋詞做了些考索工作。但就在同時,我的興趣又轉移到金石碑版。陸續寫成了《水經注碑錄》、《諸史征碑錄》、《唐碑百選》、《北山樓碑跋》等十多種著作。這些手稿,在「浩劫」中也損失了一大半。
  以上是我生平治學的一個大概情況。如果說「治學」就是「研究」學問,那麼我實在沒有「治」過任何一種學問,因為我的研究工作實在做得太少。不過我以為「治學」這個名詞,意味著一整個過程。任何人都不會一上手就研究一門學問,必須有一個逐漸走向研究工作的過程。這個過程,我把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由淺嘗到博覽。對某一門學問開始感到興趣,漸漸地一本一本找這方面的書看,熟悉了關於這一門學問的各方面情況,這是第一個階段。既已熟悉了關於這門學問的各方面情況,在更廣泛的閱讀與思考之際,必然會發生問題。碰上了問題,就要自己去求解決,這才走上了第二個階段,可以稱之為「入門」。入門之後,你會覺得欲罷不能,索性把一切弄不清的問題弄弄清楚。於是不能不展開更深入、更廣泛的探索,這樣才到達第三個階段,開始做研究工作了。
  由於我個人性情急躁,沒有耐性,缺乏鍥而不捨的精神,再加上生活條件的不穩定,我治過許多學,可是都只走了兩段路,沒有完成治學的全程,因此,至今不名一家,在文學研究工作者中間,我只是一個「三腳貓」。
  我把我的經驗貢獻給青年學者,祝願他們審慎決定研究課題,一段一段地走完治學的全程,不要像我一樣的見異思遷,半途而廢。近來有不少青年學者,隨便找一個課題,一上手就做研究工作,對這個課題的各方面情況,全未瞭解。這是沒有基礎的研究工作,不可能取得正確的成果。他們的毛病,恰恰和我相反。
           一九八三年八月十五日於華東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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