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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文字有一個奇怪的現象。在社會安定的時候，它也是安定的，很少變動，但是在政治社會起了一個大變動的時候，它也立刻跟著來一次大變動。近百年來，我們的社會變動得很大，因而我們的語言文字的變動也特別大。鴉片戰爭以後，舶來了大批新名詞，它們使我們的散文乃至詩歌，改變了面貌，飲冰室文和人境廬詩是其典型的例子。五四運動以後，語體文代替了文言文，白話詩代替了舊詩，當時以為這一變動似乎是最大的了，但從今天看來，也還只是一種書面語文的改革，其影響還沒有波動到口頭語言。解放以來，語言文字的變動才是真大，非但今天的白話文已不是五四時代的白語文，連今天的口頭語也已不是五四時代的口頭語了。例如「坦白」，「靠攏」，「支援」，「聯繫」，「打通思想」，「克服困難」，「如所周知」，「做好準備」，這些都已經成為目前每個人的口頭語，現在講的時候不覺得它們有什麼了不起，但是仔細想一想，就可以發現這些詞語所代表的思想情況，在從前是很難適當地表達出來的。我最欣賞「坦白」這個詞語。這不知是誰的天才創造。他把一個狀詞用成動詞，像我們這些被舊的語文習慣拖住辮子的人，決不敢作這樣的嘗試。可是這個詞語幫我們解決了一個不小的困難。在這個詞語未誕生以前，我們常常用「招認」，「供認」，或「招供」，這些詞都像用在罪犯身上的，在非罪犯身上就不適當。或者用「承認」，意義似乎又輕淡了些。倘若用「懺悔」，又像是一個教友的口氣了。現在我們都用「坦白」，真是再合適也沒有了！ 有此新詞語，在最初出現的時候，意義似乎僅限於一方面，否定的或肯定的，但用到後來，似乎就泯滅了這一區別。例如「一貫」這個詞語，最初只用在否定的意義上。譬如說某人一貫的不重視勞動，或一貫的做小廣播，或一貫的與人民為敵。但是當我們有一天看到報上出現了一句「中國人民是一貫的愛好和平的」，這才覺得這個詞語的傾向性在改變了。再舉一個例子，「高度的」這一個狀詞，一向似乎專用在肯定的事物狀態上的，例如高度的愛國主義，高度的藝術性等等，但最近我又發現了一句：「當時殘酷的官吏高度的剝削人民」，於是我對這一個狀詞又得另眼相看了。 「現場」這一個詞語，我看見過好幾次，總覺得有點古怪。這個詞語在從前很少人用得到，只有人民警察才常常用到它。這是指事故發生後的當場情況，例如室內發生了謀殺案，那麼在屍體未移動，室內一切器物未改變出事時的位置的時候，就叫做現場。可是這個詞語，現在卻變成「場地」的意義了。 我在北京阜成門外看到過一塊大木牌，寫著「現場不准吸煙」，過去一看，才知是一個建築工地，寫著禁止工人吸煙的，那裡邊並沒有發生工傷事故。這一類的語文現象目前也存在著很多，也許是它們變得太左傾了，也許是我的接受性太右傾了。 有一個新詞語，卻使我感到很為難。五四運動叫我們把「拙荊」，「賤內」，「內人」，「內子」，「老婆」，「家小」，「屋裡」以及「阿大的娘」一概廢棄，改用「太太」。現在大家都不說「太太」了，現在叫做「愛人」。這個名詞，不知怎的，我這張五十多歲的嘴巴裡，總是叫不出來。聽見七十多歲的人在把他的尊夫人叫作「愛人」，我真是衷心地佩服不已。我沒有勇氣用這個名詞，一半固然因為它似乎太青年性了，中年以上的人用起來有點「肉麻當有趣」，另外一半理由卻是以為它的意義不夠明確。從邏輯上來看，「愛人」不一定是「妻」，儘管你可以說，在社會主義社會裡，每個男子除了「妻」以外不再有「愛人」。但是我們如果向一位國際友人介紹自己的妻子，說這是「我的愛人」，他一定會懷疑，或者竟要偷偷地打聽一下，這位女客到底是他的妻子還是他的外室？或者他會詫異，怎麼中國人竟把他的外婦公然介紹給人家，這倒是社交上少有的事。 年輕人不會對這個名詞感到尷尬。「愛人」可以是妻子，也可以是未婚妻，也可以是「女朋友」。如果一個二十七八歲的青年稱他的妻子為「太太」，確是反而有點少年老成。 我個人雖然不很贊成，也不習慣「愛人」這個名詞，但也不抹殺它的好處。它的好處是男女雙方都可以使用。五四運動雖然把「太太」這個名詞普遍化和平民化，但它只解決了一個問題的片面。妻子稱丈夫沒有變成「老爺」。而「先生」這個名詞似乎又不受女界的歡迎，很少採用。因而一方面雖然叫她為「太太」，另一方面卻依然是「他」或「阿大的爺」。「愛人」這一名詞既然雙方都可用得，這就可見解放以後祖國語言的改革，確是照顧到全面了。 ------------------ 一鳴掃瞄，雪兒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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