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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客談自殺


  好久沒有替論語寫文章了。編者來了信,說這回要出復刊週年紀念號了,上次的談吃談病,你都沒有一個字,這回非湊湊熱鬧不可。限期十一月二十四晚上,必須寫一點什麼的出來。這是「死線」(deadline)。
  現在是十一月二十四日晚上,我正站死線上,兀自寫不出什麼可以在論語半月刊上服侍看官們的文字。正在焦急,忽然來了一位不速之客。
  我立刻跳起身來,說:「你來得正好。」
  客人怔住了,問:「這是什麼道理。」
  「因為我要寫文章。」我說。
  可是客人反而更莫名其妙:「你要寫文章,為什麼反而說我來得正好」?
  「因為我正在寫不出。」我說。
  客人恍然大悟,說道:「原來如此。你正在寫不出,厭煩得很,歡迎我來聊天,給你解解悶,是不是?」
  「不是不是,你還沒有弄清楚。」我說。「歡迎你來聊天,這不錯。但並不是為了給我解悶。」
  「那麼……」
  「是為了供給我一些文章的材料。」我趕忙攔著他說。
  客人立刻變色,隨手撿起一張夜報,往沙發裡一沉,管他自己看報了。
  「怎麼了?敢情得罪了你?」我陪小心問。
  「豈敢豈敢,你還是寫你的文章,可別跟我這裡來找材料,我不願意把我的說話寫進去。這年頭,說家常話也得秘密些,你看了菜館裡的國防部諭沒有?」客人牢騷起來了。
  我對他瞪瞪眼,也奈何他不得。如果你不預備開口的話,還是請早去吧。否則,只要你說一句話,我的死線就不怕了。
  我心下想,就耐性的等著。
  果然,一會兒就給我等到了機會。他好像在報上得到什麼感慨。
  「愈來愈可笑了。哼!」他把報紙一揚。好像在對自己說,也像在對我說。
  「關於選舉的笑話,是不是?」我趕忙奉承下去,唯恐他不再開口。
  他回頭跟我一愣:「選舉的笑話,即在我看來,已經不是笑話了。我說的是自殺。你看,一個裁縫,吞了一個銅戒指,要自殺,才吞下去,就叫茶房救命,這豈不可笑?」
  這倒並不可笑,歸根結蒂,人都是要生命的,即使自殺的人亦然。但我明說這個意見,怕來客掃興,又堵斷了我的文料。我就改說:「不久以前也有過這樣的事。一個失戀的青年,跳黃浦江自殺。才跳進水,就大叫救命了。也一樣的可笑。」
  「所以,」我一聽他這樣說,就高興了。至少我已經引出他的話來了。他說下去,「自殺也不必禁止,有許多人會得自己叫救命的。」
  「這也不然。在這個社會上,一切被禁止的事情差不多都是好的,有價值的,或者說是前進的。所以,愈禁止則趨而為之者愈眾,關於自殺也是如此,縱然有許多人會得自己叫救命,但自殺的人還是在日日的多起來,因為他如果不自殺,也就不會叫救命了。」
  我的話顯然引起了來客的興趣,他調整一下坐的姿態,「你說什麼:在這個社會上,一切被禁止的事情差不多都是好的,有價值的,或者說是前進的?這是指的什麼?」
  「事實,」我說,「我沒有微言大義。共產黨,馬克思主義,文匯報,學潮,黃金,美鈔,這些都是,最近還可以加上一個民盟。許多人都在懷念它們,就因為它們都已經被禁止了。」
  「你的意思是不是在說明,當它們沒有被禁止以前,它們都不是……」來客有點深思起來,他在開始與我辯難了。幸而我阻住了他。我說:「你是不是希望我們談談政治?」
  他恍然大悟,趕忙說:「不不,我們不談那些個,你別把那些東西寫進去。我們寧可再來談談自殺。」
  「好吧,反正也一樣。」我說。
  「那麼,從你的邏輯,你是不是以為在禁止自殺以後,自殺的人就多起來了?」他問。
  「可以這樣說,我相信。雖然這個理論用在自殺這件事情上,不容易獲得明顯的論證。」我說。
  「然則,你以為這些可笑的自殺者是前進的,是不是?」他逼著問。
  「當然,也可以這樣說。」我回答,「不過,你要注意,大多數自殺者是沒有叫救命的,他們真正做到了自殺,自然是前進的,例如轟動一時的筱丹桂就是。」
  「筱丹桂,我承認她是前進的,但是,我不瞭解,叫救命的難道也同樣是前進的嗎?」我說。
  「當然同樣是。這分別只是一個自殺的技術問題。技術差的自殺者,使他在臨死之前,還有能力表示他的要生命的意志,技術好的,使他在來得及表示其要生命的意志以前,已經死了。」我說。
  「怎麼?你以為凡是自殺的人都是要生命的人嗎?」他有點迷糊了。
  「很抱歉,」我說,「我在沒有回答你第一個問題以前,就把你送進第二個問題裡去了。現在讓我們先來解決第一個問題。我說『前進的』,這個狀詞的意義並不如普通人所想像的那樣可尊敬。我所認為前進者,是指一些有能力有辦法解決一個問題的人。至於那能力那辦法之是否適當,是否成功,都沒有關係。自殺者所要解決的問題是如何應付他那苦難的生命,如果他根本不要生命,不重視他的生命,又何必急於要解決這個問題呢?因此,這就是我對於你第二問題的答案了。你也許會覺得,這裡存在著一個顯著的矛盾:既然要生命,反而以停止其生命為解決生命苦難的方法。是的,這就是每一個人都會有的矛盾,在自殺後叫救命的人洩漏了這個矛盾;而終於自殺的人則保藏了這個矛盾的秘密。」
  「很好,你解釋得很透徹。但是,我還得回頭來問一下,在禁止自殺以前,這些人難道都沒有準備解決他們的問題嗎?」他問。
  「何以見得?既然一問有人自殺,則那些自殺者就是自動地在設法解決其問題的人。這種人可以說是先知先覺的自殺者。先知先覺的自殺者多了,不免影響到社會人心,於是當局要禁止了。而禁止實在就無異於喚醒。先知先覺者促成了禁止,禁止反而喚醒了一批正在不知應該如何解決其問題的游移分子,給他們指示了出路。於是有的完成了悲劇,有的鬧了笑話……」
  「這樣說來,根本就取放任政策,不加禁止,你能擔保自殺者不會互相傚尤,愈來愈多嗎?」他問。
  「如果生命的苦難只有一個方法可以解決時,這就無法擔保了。」我說,「但是,事實上,十之九的自殺者都應該可以有別的兩全之道去解決他們的問題,只是他們沒有經過周密的考慮,卻採取了一個乾脆,然而是犧牲最大的方法而已。」
  我說。
  來客又對我瞪了一眼,漏出了他的昆明話:「你家說哪樣?」
  「我說的是關係自殺的事。」我回答。
  「那麼何以說是『兩全之道』?這『兩』字指的什麼?」他咄咄逼人地問。
  「難道你以為應當說是『自全之道』嗎?我卻不以為然。一個生命是個人的,另一個生命是人類的,雖然同時在一起。」
  「得了,別引申開去了,我該走了。除了自殺的事情以外,我今晚沒有跟你談別的,你下筆得放仔細。」他說著就走了。
  於是我寫得了這麼一篇閒文,送給論語復刊週年紀念號去助興。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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