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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一書(下)


  星期三下半天,沒有課,可是下著雨,怕出門,就躺在床上抽煙。一會兒,聽差來說:「有電話。」
  電話是星期日在他家吃飯的朋友打來的。
  「今天下午沒有課嗎?」
  「沒有。」
  「沒有課,到我這兒來談談。紅茶和煙都預備著啦。」
  「可是天下雨,今天怕出門。」
  「怕雨!沒的事。天晴也是雇洋車,下雨也是雇洋車。來吧!」
  「對不起,今天實在不想出門啦。」
  「噢噢,還有一個消息得告訴你,昨天買了幾塊紹興新出土的晉磚,你來時可以看看。」
  「什麼?你又買了幾塊晉磚?來來,馬上就來賞鑒!」
  於是我又到了「惜夢軒」——我那朋友的書齋,分賓主坐下。我抽了他一支紅馬牌的紙煙,剛想說話,主人卻搶著開口「那天來了一個女客,把你的話打斷了,可惜得很,今天不妨再繼續發揮一點高論。」他說。
  「女客不來,我的話也已經完了。您叫我怎麼樣繼續?況且……」
  「你別『況且』……我想你那天講不了幾個人。文壇上的作家多著呢,還有許多人,你一定對他們有一些特殊的意見的。反正彼此閒著,何不說說?」
  「不成,文壇上的作家果真多,可是我卻看不了那麼多的書。」
  「哎,你老兄太呆氣了,你就姑妄言之,也沒有什麼大不了,反正沒有人根據你的話給諾貝爾文學獎金。」
  「好好!我講我講……可是該從什麼地方講起呢?」
  「就從女作家講起吧,冰心,丁玲,還有誰?冰瑩,凌叔華,都行。她們的代表作該是哪一本書呢?」
  「冰瑩我不能說,我實在只看了她一本《麓山集》和一本自傳。恐怕不能代表她的全豹。其餘三位倒可以並起來談談。這三位女作家,論她們在文壇上著聲望的先後,該是冰心第一,凌叔華第二,丁玲第三。她們都寫小說,也都以小說成名。可是對於冰心和丁玲兩位,我卻不想舉出她們各人的一本小說來作為她們的代表。冰心的小說不多,我不記得一共出版了幾本。我自己只讀過了《超人》和《往事》兩本。我以為冰心畢竟是五四時代的作家,她的小說也只是開風氣的作品。現在我們看《超人》一集中幾篇作品,多少總覺得幼稚了。至於她以後的作品,題材總還是那麼狹隘,感情總還是那麼纖弱,若不是她那純熟乾淨的筆致足以救濟,或說遮掩了這種弊病,真是很危險的。冰心又以詩名家,可惜她的小詩又是『但開風氣不為師』的作品。《繁星》、《春水》以及後來的詩作都是一貫的絕句風的詩,僅有玲瓏透剔的佳句,但不可能成為詩壇的奎宿。這種情形,我相信,或許正是女流作家的優點,但我既然不主張把男女作家的作品分兩種標準來衡量,那麼也只好委屈她們了。現在我寧願推舉《寄小讀者》為冰心的代表作,這意思是表示我寧願認她為一個散文家,因為一個好的散文家,可以奄有詩人和小說家的長技。雖然在《寄小讀者》一書中有許多吟味中國舊詩的辭句,我還嫌她太迂氣了一點。
  「至於丁玲女士呢!我本該舉她的《在黑暗中》為代表作的。平心而論——我為什麼要說一句『平心而論』呢?你知道,我對於文藝作品實在沒有政治上的偏見,丁玲女士的作品,從《在黑暗中》起一直到《母親》止,我統統都看過,而不幸我以為還是《在黑暗中》寫得頂好。寫了《在黑暗中》以後的丁玲,她一定能夠寫得更好些。可惜不久她就轉變了。我也不說一個作家轉變了之後,作品就一定會壞下去,但大多數的作家卻是如此。這是事實,或許是中國的特殊情形亦未可知。從技巧上說起來,丁玲的小說無論如何總以《在黑暗中》為最好。但是這個選舉一定有許多人不能原諒我,好吧,這裡我就讓步了,我改選《母親》吧。《母親》確是一部經過了長時期的考慮而寫出來的文章,有作者所要表現的思想,有所謂準確的意識,但是這些都依靠了一個真實的內容。她要寫她自己的母親的一生,這不是憑空虛構的作品。然而這並不是小說,這是一種新形式的傳記。
  「現在我們要談到凌叔華了。她是一個稀有的短篇小說家。我看過她三本書,《花之寺》、《女人》、《小哥兒倆》,也許這是她已出版的全部短篇小說了。手頭沒有書,而且我看書又向來只是留一個印象就算數,我不能仔細地說出她哪幾篇特別好,或是什麼地方好。但總之我以為凌叔華是一個懂得短篇小說作法的人。她的小說,給予人的第一個好感就是篇幅剪裁的適度。使讀者,或是毋寧說使我,不感覺到她寫得太拖沓了,或太急促了。在最恰當的時候展開故事,更在最恰當的時候安放了小說中的頂點。有幾篇小說似乎根本沒有什麼結構(plot),但也決不使人以為是一首散文詩,如冰心的《超人》中那篇《笑》和《最後的使者》一樣。這種小說恐怕是間接地受了柴霍甫之影響,而直接地受了英國女作家曼殊斐兒及蕙兒蓀(romerwilson)之影響的,我猜想。」
  「那麼你以為凌叔華的三本小說中,該以哪一本為當選代表作呢?」主人說。
  「不錯,我忘記了投票。現在,你寫著吧,我投一票《花之寺》。」
  「奇怪!」主人很懷疑似地望著我,「對於你所曾論到過的作家,你差不多完全舉他們的早期作品或甚至處女作為代表,難道你以為這許多作家都只有退步而沒有進步嗎?」
  「不錯,這句難怪你要提出來。我似乎確實犯了這樣的嫌疑。近代的小說家,不單是中國的,就是外國的也如是,才氣似乎總不能愈寫愈旺。可以說有許多大名鼎鼎的作家,其成功只在於早期的一本書,而以後卻無以為繼了。而這情形以中國作家為尤甚。中國作家之所以後不如前者,大約可以有兩個原因。第一,使一個作家成名的處女作或早期作品,一定是他或她最最努力的作品,及至既成名以後,需要他的文章的地方多,或是他或她需要以文章來換錢了,而自己的生活卻從這時起脫離了十字街頭而高踞於象牙之塔中,這樣,寫出來的作品就反而沒有從前那麼好了。第二,中國現代作家適當生在一個動亂的時代中,思想每每會發生劇變,一個持戀愛至上說的浪漫主義者會一變而為極嚴肅的社會的寫實主義者。然而,不幸得很,人的根性似乎總是不容易動搖的,儘管你意志堅強地把自己的意識形態轉變了過來,但這一支筆下所寫出來的文章總免不了雕琢鏤刻矯揉造作的痕跡。再加上一個刻板公式的限制,寫作時尤其要念茲在茲,因而總不能超過了從前做一個自由思想的作家時的業績。」
  「這樣說來,讓我們把第一個理由影響之下的作家按下不題,而就你的第二個理由說起來,那麼你以為中國的作家的轉變都是他們的損失麼?你以為中國左翼文學都是要不得的麼?」
  「是的,我以為可以這樣說:中國的一些從前曾經是屬於自由思想者之群的作家,他們的轉變,在別方面也許是一種利益,但在他們的文學事業上,卻實在是一種損失。但是我們只能痛惜這種損失,而不必希望他們不轉變,因為他們的生命也許從此而偉大了。我們只能招怪自己的不能隨之改變,而死抱住文學不放。至於說中國左翼文學都是要不得的,我記得我並不曾表示過這樣抹殺一切的意見。但是我始終相信,一個半路出家的和尚多少總會隨時流露出一點在家人的行徑,所以準確的左翼文學必須由那些小沙彌來建設起來的。」
  「那麼,我們就談談小沙彌吧。你以為,在小沙彌之群中,誰可以值得我們首先提到呢?」
  「這方面,我想我還是舉出沙汀先生來吧。我不記得他的第一篇小說是在什麼雜誌上發表的?在什麼時候?但他卻徹頭徹尾地是個沙彌出身的左翼作家。他似乎很能利用浪漫主義、舊寫實主義、甚至象徵主義的技巧,可是他的小說卻並不隸屬於以上這些被目為資產階級的文藝領域中間。他維持得住他的意識,也維持得住他的文學。你知道,要一篇作品既有意識而又不失為文學,那是多麼艱苦的工作!沙汀的小說,我只曾看過一本,他的處女作《法律外的航線》,最近出版的《土餅》,從前似乎曾經看見過編好的稿本,不知現在的是否仍是那一本的內容。為鄭重計,我看就投了一票《法律外的航線》吧。」
  「還有呢?」主人站起來給我從熱水壺中沖了茶,「次於沙汀的,還有哪一些人呢?」
  「這一方面,我其實知道得很少。尤其是因為對於大多數的作家的作品,都只看了三四篇,很少能看完了一本的,因此更不便談了。就是沙汀先生,現在也似乎被漠視了許多,他作品中所表現的意識,也許已不被認為是最準確的,而他的作品,也許已不被認為是最尖銳的了。現在有許多名字很古怪的作家正在方興未艾,爭著以最革命、最前進、最準確、以及最有抗日情緒、國防意識的著作貢獻給黨國,我對於沙汀先生的推薦,也許正是自己表現了自己的落伍。但是……」
  我住口了。主人覺得了我的吞吞吐吐,他追問道:「但是怎麼樣呢?」
  「但是在我的見解中,」我不得不接下去說,「沙汀以後的那些前進作家,若論技巧,恐怕沒有一個人能及得上沙汀的。即使以《八月的鄉村》那樣的書來比較,內容儘管充實,而作為一件藝術品看,總不能如沙汀寫的小說那樣地成其為一篇小說。你明白我的意思沒有?這是說,我看目前在從事於寫小說的一些作家,尤其是那些用兩個古怪生澀的字作為筆名的作家,他們的小說多數是乾燥單調甚至笨拙得太幼稚了。他們的名字既不像個名字,他們的小說也不像個小說。總之,目前的創作界,不管在思想上有多少進步,但在技巧上卻不可諱言地是在一天一天地退化。」
  「這樣說來,你是堅持著技巧主義的了?」主人問。
  「倒也不成為一種主義。不過一個小說家若不能用適當的技巧來表現他的題材,這就是屈辱了他的題材。一個好的題材——我的意思是指一個好的故事,或一段充實的生活經驗,或一個表現準確意識的事件,倘若徒然像記帳式的寫錄了下來,未必就會成為一篇好的小說。」
  「那麼,在目前的創作界中,你以為誰的寫作技巧值得談談呢?茅盾怎麼樣?張天翼怎麼樣?這些人你還沒有談到呢。」
  「張天翼,不錯,是一個講究技巧,而且在寫作技巧上確有特殊成就的作家。我們看張天翼的小說,總覺得流暢無阻,轉折如意,故事的展開與進行,作者能夠隨意駕馭,一點不費力氣,一點不著痕跡。而尤其在對話方面的成就,張天翼可以說是中國作家中的第一個。有誰的小說中能有張天翼的那樣不粘不滯的對話呢?我常常在懷疑著。不必在下筆時顧到小說的技巧,而自然顯出了純熟的技巧,這是宜僚弄丸的本領,讀者萬萬不能以為他是隨便寫寫的。但是張天翼也不是一個完善的作家,正因為他不必很艱苦地組織他的小說,他的寫作態度有時遂不免於不莊。正如一個嫻習的賣解女子,在半空中走繩索時,尚不免要賣弄風騷,向看客做一個俏眼兒,張天翼也常常喜歡在寫作時弄一點不必要的文字上的遊戲。例如把chocolate譯做『豬股癩糖』,把turgeniev譯做『吐膈孽夫』,把『戀愛了』說做『戀了愛』,把人名字取得很滑稽,把成句用在很不相干的地方,這種種故意逗讀者發笑的小節目,似乎是張天翼自己最得意的玩意兒。而據我看來,卻損失了他的作品的嚴肅性不少。這是一種寫作上的最不好的傾向,不幸張天翼卻洗刷不了這種弊習,每一篇裡多少總有著一點。至於張天翼的作品,到現在已出版了的恐怕不少了,若要我舉一本代表作的話,我預備舉他的《蜜蜂》。但這是得聲明一句,我覺得張天翼的每一本小說,彼此並沒有多大的差別,我之所以舉《蜜蜂》者,只是因為我對於這一集中的幾個短篇,看得最熟,印象最深而已。
  「提到張天翼,我不由的要想起了聽說如今流落在香港的穆時英先生來。這個人之顯現於文壇,正如一顆彗星,而其衰落,卻像梧桐之落葉,今日飄零一枝,明日飄零一葉,漸漸地至於柯殘枝禿,我不知道他以後能不能有重發春榮的機會。現在且不必為他慨歎,我們應當談談他的作品。他和張天翼兩人,可以說是同時起來的兩個能表現新技巧的作家。張天翼善寫士兵生活,穆時英善寫都會生活。張天翼善寫對話,穆時英善寫都會中人的種種厭嫌的情緒。而兩人的造句修辭都以輕靈流利見長,兩人的小說都沒有結構謹嚴曲折的故事。但在他們兩人初起來時,讀者都為他們的小說所風魔了。這就可證他們的小說在技巧及風格上的成功。」
  「但是,穆時英不是曾經抄襲過日本某作家的一段小說嗎?我恐怕他的技巧和風格都有點可疑呢?」主人說。
  「不錯,穆時英的抄襲事件之舉發,實在是使我最痛苦的事。因為這件事情就在我所編輯的雜誌上給公佈了出來的。但是現在想來,我以為這件事情對於穆時英並不是一個嚴重的打擊。穆時英的為人和他的寫文章的態度,可以說是很和諧的。他寫小說,正如蠶吃著桑葉,東一葉、西一葉地吃進去,而吐出來的卻不再是桑葉,而是純絲了。穆時英不但曾襲用了日本某作家一段文章,在他的作品裡實在還包含著別人的許多詩文。據我所知道的,他的小說中有許多句段差不多全是套用了戴望舒的詩句。而不幸他襲用日本人的文章卻沒有經過消化,生吞活剝地寫進了他的小說中去,於是給讀者以不滿意了。其實,他那篇小說,若刪除了襲用來的別人的文章之後,還是一篇完整的他自己的作品。我們若瞭解得他的小說的技巧和作風就是這種別人的好思想、好辭句的大融化,那麼對於他的技巧和作風,也正不必懷疑了。然而,我這個意見,也許很容易引起人們的誤會,以為我是有所阿私,給朋友作強顏之辯解了。不談也罷。」
  「不談倒可以,但你舉了他兩本書,這回又沒有投定一票呀?」主人說。
  「這一票,我有點投不定。反正都可以,現在就算投了一票《公墓》吧,但得聲明這並不是表示《南北極》不如《公墓》的意思。」
  「那麼,對於茅盾先生,你有……」
  主人正想說下去,我已經突然起立了。我大聲地說:
  「不行,我不能再中你的計了。我非得先看了你的晉磚不可。一切的話留著後來談吧。」
  主人被懾服了似的凝視著我,微笑著延我進入他那收藏骨董的精室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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