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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條小巷盡頭的什么地方，有一股烘咖啡豆的香味向街上傳來，這是真咖啡，不是胜利牌咖啡。溫斯頓不自覺地停下步來。大約有兩秒鐘之久，他又回到了他那遺忘過半的童年世界。接著是門砰的一響，把這香味給突然切斷了，好象它是聲音一樣。 他在人行便道上已經走了好几公里，靜脈曲張發生潰瘍的地方又在發痒了。三星期以來，今天晚上是他第二次沒有到鄰里活動中心站去：這是一件很冒失的事，因為可以肯定，你參加中心站活動的次數，都是有人仔細記下來的。原則上，一個党員沒有空暇的時間，除了在床上睡覺以外，總是有人作伴的。凡是不在工作、吃飯、睡覺的時候，他一定是在參加某种集体的文娛活動；凡是表明有离群索居的愛好的事情，哪怕是獨自去散步，都是有點危險的。新話中對此有個專門的詞，叫孤生(ownlife)，這意味著個人主義和性格孤癖。但是今天晚上他從部里出來的時候，四月的芬芳空气引誘了他。藍色的天空是他今年以來第一次看到比較有些暖意，于是突然之間，他覺得在中心站度過這個喧鬧冗長的夜晚，玩那些令人厭倦吃力的游戲，听那些報告講話，靠杜松子酒維持勉強的同志關系，都教他無法忍受了。他在一時沖動之下，從公共汽車站走開，漫步走進了倫敦的迷魂陣似的大街小巷，先是往南，然后往東，最質又往北，迷失在一些沒有到過的街道上，也不顧朝什么方向走去。 他曾經在日記中寫過，“如果有希望的話，希望在無產者身上。”他不斷地回想起這句話，這說明了一個神秘的真理、明顯的荒謬。他現在是在從前曾經是圣潘克拉斯車站的地方以北和以東的一片褐色貧民窟里。他走在一條鵝卵石舖的街上，兩旁是小小的兩層樓房，破落的大門就在人行道旁，有點奇怪地使人感到象耗子洞；在鵝卵石路面上到處有一灘灘髒水。黑黝黝的門洞的里里外外，還有兩旁的狹隘的陋巷里，到處是人，為數之多，令人吃惊——鮮花盛開一般的少女，嘴上涂著鮮艷的唇膏；追逐著她們的少年；走路搖搖擺擺的肥胖的女人，使你看到這些姑娘們十年之后會成為什么樣子；邁著八字腳來來往往的駝背彎腰的老頭儿；衣衫襤縷的赤腳玩童，他們在污水潭中嬉戲，一听到他們母親的怒喝又四散逃開。街上的玻璃窗大約有四分之一是打破的，用木板釘了起來。大多數人根本不理會溫斯頓；有少數人小心翼翼地好奇地看他一眼。有兩個粗壯的女人，兩條象磚頭一般發紅的胳膊交叉抱在胸前，在一個門口城著閒談。溫斯頓走近的時候听到了她們談話的片言只語。 “‘是啊，’我對她說，‘這樣好是好，’我說。‘不過，要是你是我，你就也會象我一樣。說別人很容易，’我說，‘可是，我要操心的事儿，你可沒有。’”“啊，”另一個女人說，“你說得對。就是這么一回事。” 刺耳的說話突然停止了。那兩個女人在他經過的時候怀有敵意地看著他。但是确切地說，這談不上是敵意；只是一种警覺，暫時的僵化，象在看到不熟悉的野獸經過一樣。在這樣的一條街道上，党員的藍制服不可能是常見的。的确，讓人看到自己出現在這种地方是不明智的，除非你有公務在身。如果碰上巡邏隊，他們一定要查問的。“給我看一看你的證件。好呀，同志？你在這里于什么？你什么時候下班的？ 這是你平時回家的路嗎？”——如此等等。并不是說有什么規定不許走另一條路回家，但是如果思想警察知道了這件事，你就會引起他們的注意。 突然之間，整條街道騷動起來。四面八方都有報警的惊叫聲。大家都象兔子一般竄進了門洞。有今年輕婦女在溫斯頓前面不遠的地方從一個門洞中竄了出來，一把拉起一個在水潭中嬉戲的孩子，用圍裙把他圍住，又竄了回去，這一切動作都是在剎那間發生的。与此同時，有個穿著一套象六角手風琴似的黑衣服的男子從一條小巷出來，他向溫斯頓跑過來，一邊緊張地指著天空： “蒸汽机！”他嚷道。“小心，首長！頭上有炸彈，快臥倒！” “蒸汽机”是無產者不知為什么叫火箭炸彈的外號。溫斯頓馬上扑倒在地。碰到這种事情，無產者總是對的。他似乎有一种直覺，在好几秒鐘之前能預知火箭射來，盡管火箭飛行的速度照說要比聲音還快。溫斯頓雙臂抱住腦袋。這時一聲轟隆，仿佛要把人行道掀起來似的，有什么東西象陣雨似的掉在他的背上。他站起來一看，原來是附近窗口飛來的碎玻璃。 他繼續往前走。那顆炸彈把前面兩百公尺外的一些房子炸掉了。空中高懸著一股黑煙柱，下面一片牆灰騰空而起，大家已經開始團團圍住那堆瓦礫了。在他前面的人行道上也有一堆牆灰，他可以看到中間有一道猩紅色的東西。他走近一看，原來是一只齊腕炸斷的手。除了近手腕處血污一片，那只手完全蒼白，沒有血色，象石膏制的一樣。 他把它踢到邊上，然后躲開人群，拐到右手的一條小巷里，三、四分鐘以后他就离開了挨炸的地方，附近街道人來人往，一切如常，好象什么事情也沒有發生一樣。這時已快到二十點了，無產者光顧的小酒店里擠滿了顧客。黑黑的彈簧門不斷地推開又關上，飄出來一陣陣尿臊臭、鋸木屑、陳啤酒的味儿。有一所房子門口凸出的地方，角落里有三個人緊緊地站在—起，中間一個人手中拿著一份折疊好的報紙，其他兩個人伸著脖子從他身后瞧那報紙。溫斯頓還沒有走近看清他們臉上的表情，就可以知道他們是多么全神貫注。他們顯然是在看一條重要的新聞。他走到距他們只有几步遠的時候，這三個人突然分了開來，其中兩個人發生了激烈爭吵。 看上去他們几乎快要打了起來。 “你他媽的不能好好地听我說嗎？我告訴你，一年零兩個月以來，末尾是七的號碼沒有中過彩！” “中過了！” “不，沒有中過！我家里全有，兩年多的中彩號碼全都記在一張紙上。我一次不差，一次不漏，都記下來了。我告訴你，末尾是七的號碼沒有——”“中過了，七字中過了！我可以把他媽的那個號碼告訴你。四O七，最后一個數目是七。那是在二月里，二月的第二個星期。” “操你奶奶的二月！我都記下來了，白紙黑字，一點不差。我告訴你——”“唉，別吵了！”第三個人說。 他們是在談論彩票。溫斯頓走到三十公尺開外又回頭看。他們仍在爭論，一臉興奮認真的樣子。彩票每星期開獎一次，獎金不少，這是無產者真正關心的一件大事。可以這么說，對好几百万無產者來說，彩票如果不是他們仍舊活著的唯一理由，也是主要的理由。這是他們的人生樂趣，他們的一時荒唐，他們的止痛藥，他們的腦力刺激劑。一碰到彩票，即使是目不識丁的人也似乎運算嫻熟，記憶惊人。有整整一大幫人就靠介紹押寶方法、預測中獎號碼、兜售吉利信物為生。溫斯頓同經營彩票無關，那是富裕部的事，但是他知道(党內的人都知道)獎金基本上都是虛构的。實際付的只是一些末獎，頭、二、三等獎的得主都是不存在的人。由于大洋國各地之間沒有相互聯系，這件事不難安排。 但是如果有希望的話，希望在無產者身上。你得死抱住這一點。你把它用話說出來，听起來就很有道理。你看一看人行道上走過你身旁的人，這就變成了一种信仰。他拐進去的那條街往下坡走。他覺得他以前曾經來過這一帶，不遠還有一條大街。前面傳來了一陣叫喊的聲音。街道轉了一個彎，盡頭的地方是一個台階，下面是一個低洼的小巷，有几個擺攤的在賣發蔫的蔬菜。這時溫斯頓記起了他身在什么地方了。這條小巷通到大街上，下一個拐角，走不到五分鐘，就是他買那個空白本子當作日記本的舊貨舖子了。在不遠的一家文具舖里，他曾經買過筆杆和墨水。 他在台階上面停了一會儿，小巷的那一頭是一家昏暗的小酒店，窗戶看上去結了霜，其實只不過是積了塵垢。一個年紀很老的人，雖然腰板挺不起來，動作卻很矯捷，白色的胡子向前挺著，好象明蝦的胡子一樣，他推開了彈簧門，走了進去。溫斯頓站在那里看著，忽然想起這個老頭儿一定至少有八十歲了，革命的時候已入中年。他那樣的少數几個人現在己成了同消失了的資本主義世界的最后聯系了。思想在革命前已經定型的人，在党內已經不多。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大清洗時期，老一代的人大部分已被消滅掉，少數僥幸活下來的，也早已嚇怕，在思想上完全投降。活著的人中，能夠把本世紀初期的情況向你作一番如實的介紹的，如果有的話，也只可能是個無產者。突然之間，溫斯頓的腦海里又浮現了他從歷史教科書上抄在日記中的一段話，他一時沖動，象發瘋一樣：他要到那酒店里去，同那個老頭儿搭訕，詢問他一個究竟。他要這么對他說：“請你談談你小時候的事儿。那時候的日子怎么樣？比現在好，還是比現在坏？” 他急急忙忙地走下台階，穿過狹窄的小巷，唯恐晚了一步，心中害怕起來。當然，這樣做是發瘋。按理，并沒有具体規定，不許同無產者交談，或者光顧他們的酒店，但是這件事太不平常，必然會有人注意到。如果巡邏隊來了，他可以說是因為感到突然頭暈，不過他們多半不會相信他。他推開門，迎面就是一陣走气啤酒的干酪一般的惡臭。他一進去，里面談話的嗡嗡聲就低了下來。他可以覺察到背后人人都在看他的藍制服。屋里那一頭原來有人在玩的投鏢游戲，這時也停了大約有三十秒鐘。他跟著進來的那個老頭儿站在柜台前，同酒保好象發生了爭吵，那個酒保是個体格魁梧的年輕人，長著鷹勾鼻，胳膊粗壯。另外几個人，手中拿著啤酒杯，圍著看他們。 “我不是很客气地問你嗎？”那個老頭儿說，狠狠地挺起腰板。“你說這個撈什子的鬼地方沒有一品脫裝的缸子？” “他媽的什么叫一品脫？”酒保說，手指尖托著柜台，身子住在高樓大廈里，有三十個仆人伺候他們，出入都坐汽車，或者四駕馬車，喝的是香檳酒，戴的是高禮帽——”老頭儿突然眼睛一亮。 “高禮帽！”他說道。“說來奇怪，你提到高禮帽。我昨天還想到它。不知為什么。我忽然想到，我已有多少年沒有見到高禮帽了。過時了，高禮帽。我最后一次戴高禮帽是參加我小姨子的葬禮。那是多少年以前的事了？可惜我說不好是哪一年了，至少是五十年以前的事了。當然羅，你知道，我只是為了參加葬禮才去租來戴的。” “倒不是高禮帽有什么了不起，”溫斯頓耐心說。“問題是，那些資本家——他們，還有少數一些靠他們為生的律師、牧師等等的人——是當家作主的。什么事情都對他們有好處。 你——普通老百姓，工人——是他們的奴隸。他們對你們這种人愛怎么樣就怎么樣。他們可以把你們當作牲口一樣運到加拿大去。他們高興的話可以跟你們的閨女睡覺。他們可以叫人用九尾鞭打你們。你們見到他們得脫帽鞠躬。資本家每人都帶著一幫走狗——”老頭儿又眼睛一亮。 “走狗！”他說道。“這個名稱我可有好久沒有听到了。 狗！這常常教我想起從前的事來。我想起——唉，不知有多少年以前了——我有時星期天下午常常到海德公園去听別人在那里講話。救世軍、天主教、猶太人、印度人——各种各樣的人。有一個家伙——唉，我已記不起他的名字了，可真會講話。他講話一點也不對他們客气！‘走狗！’他說。‘資產階級的走狗！統治階級的狗腿子！’還有一個名稱是寄生虫。還叫鬣狗——他真的叫他們鬣狗。當然，你知道，他說的是工党。” 溫斯頓知道他們說的不是一碼事。 “我要想知道，”他說。“你是不是覺得你現在比那時候更自由？他們待你更象人？在從前，有錢人，上層的人——”“貴族院，”老頭儿緬怀往事地說。 “好吧，就說貴族院吧。我要問的是，那些人就是因為他們有錢而你沒有錢，可以把你看作低人一等？比如說，你碰到他們的時候，你得叫他們‘老爺’，脫帽鞠躬，是不是這樣？” 老頭儿似乎在苦苦思索。他喝了一大口啤酒才作答。 “是啊？”他說。“他們喜歡你見到他們脫帽。這表示尊敬。我本人是不贊成那樣做的，不過我還是常常這樣做。你不得不這樣，可以這么說。” “那些人和他們的人是不是常常把你從人行道上推到馬路中間去？這只不過是從歷史書上看到的。” “有一個人曾經推過我一次，”老頭儿說。“我還記得很清楚，仿佛是昨天一般。那是舉行划舟賽的晚上——在划舟賽的晚上，他們常常喝得醉醺醺的——我在沙夫茨伯雷街上遇到了一個年輕人。他是個上等人——穿著白襯衫，戴著高禮帽，外面一件黑大衣。他有點歪歪斜斜地在人行道上走，我一不小心撞到了他的怀里。他說，‘你走路不長眼睛嗎？’我說，‘這人行道又不是你的。’他說，‘你再頂嘴，我宰了你。’我說，‘你喝醉了。我給你半分鐘時間，快滾開。’說來不信，他舉起手來，朝我當胸一推，几乎把我推到一輛公共汽車的□轆下面。那時候我還年輕，我气上心來正想還手，這時——”溫斯頓感到無可奈何。這個老頭儿的記憶里只有一堆細微末節的垃圾。你問他一天，也問不出什么名堂來的。從某种意義上來說，党的歷史書可能仍是正确的；也許甚至是完全正确的。他作了最后一次嘗試。 “可能我沒有把話說清楚，”他說。“我要說的是：你年紀很大，有一半是在革命前經過的。比方說，在1925年的時候，你已几乎是個大人了。從你所記得的來說，你是不是可以說，1925年的生活比現在好，還是坏？要是可以任你挑選的話，位愿意過當時的生活還是過現在的生活？” 老頭儿沉思不語，看著那投鏢板。他喝完啤酒，不過喝得比原來要慢。等他說話的時候，他有一种大度安詳的神情，好象啤酒使他心平气和起來一樣。 “我知道你要我說的是什么，”他說。“你要我說想返老還童。大多數人如果你去問他，都會說想返老還童。年輕的時候，身体健康，勁儿又大。到了我這般年紀，身体就從來沒有好的時候。我的腿有毛病，膀胱又不好。每天晚上要起床六、七次。但是年老有年老的好處。有的事情你就不用擔心發愁了。同女人沒有來往，這是件了不起的事情。我有快三十年沒有同女人睡覺了，你信不信？而且，我也不想找女人睡覺。” 溫斯頓向窗台一靠。再繼續下去沒有什么用處。他正想要再去買杯啤酒，那老頭儿忽然站了起來，趔趔趄趄地快步向屋子邊上那間發出尿臊臭的廁所走去。多喝的半公升已在他身上發生了作用。溫斯頓坐了一、兩分鐘，發呆地看著他的空酒杯，后來也沒有注意到自己的雙腿已把他送到了外面的街上。他心里想，最多再過二十年，“革命前的生活是不是比現在好”這個簡單的大問題就會不再需要答复了，事實上，即使現在，這個問題也是無法答复的，因為從那“古代世界”過來的零零星星少數几個幸存者沒有能力比較兩個不同的時代。他們只記得許許多多沒有用處的小事情，比如說，同伙伴吵架、尋找丟失的自行車打气筒、早已死掉的妹妹腸上的表情，七十年前一天早晨刮風時卷起的塵土；但是所有重要有關的事實卻不在他們的視野范圍以內。他們就象螞蟻一樣，可以看到小東西，卻看不到大的。在記憶不到而書面記錄又經竄改偽造的這樣的情況下，党聲稱它已改善了人民的生活，你就得相信，因為不存在，也永遠不會存在任何可以測定的比較標准。 這時他的思路忽然中斷。他停下步來抬頭一看，發現自己是在一條狹窄的街道上，兩旁的住房之間，零零星星有几家黑黝黝的小舖子。他的頭頂上面挂著三個褪了色的鐵球，看上去以前曾經是鍍過金的。他覺得認識這個地方。不錯！他又站在買那本日記本的舊貨舖門口了。 他心中感到一陣恐慌。當初買那本日記本，本來是件夠冒失的事，他心中曾經發誓再也不到這個地方來。可是他一走神，就不知不覺地走到這個地方來了。他開始記日記，原來就是希望以此來提防自己發生這种自殺性的沖動。他同時注意到，雖然時間已經快到二十一點了，這家舖子還開著門。 他覺得還是到舖子里面去好，這比在外面人行道上徘徊，可以少引起一些人的注意，他就進了門去。如果有人問他，他滿可以回答他想買刮胡子的刀片。 店主人剛剛點了一盞煤油挂燈，發出一陣不干淨的然而友好的气味。他年約六十，体弱背駝，鼻子很長，眼光溫和，戴著一副厚玻璃眼鏡。他的頭發几乎全已發白，但是眉毛仍舊濃黑。他的眼鏡，他的輕輕的，忙碌的動作，還有他穿的那件敝舊的黑平絨衣服，使他隱隱有一种知識分子的气味，好象他是一個文人，或者音樂家。他講話的聲音很輕，好象倒了嗓子似的，他的口音不象普通無產者那么夸。 “你在外面人行道上的時候，我就認出了你，”他馬上說。“你就是那位買了那本年輕太太的紀念本子的先生。那本子真不錯，紙張很美。以前叫做奶油紙。唉，我敢說，五十多年來，這种紙張早已不再生產了。”他的眼光從鏡架上面透過來看溫斯頓。“你要買什么東西嗎？還是隨便瞧瞧？” “我路過這里，”溫斯頓含糊地說。“我只是進來隨便瞧瞧。 我沒有什么東西一定要買。” “那末也好，”他說，“因為我想我也滿足不了你的要求。” 他的軟軟的手做了一個道歉的姿態。“你也清楚；舖子全都空了。我跟你說句老實話，舊貨買賣快要完了，沒有人再有這個需要，也沒有貨。家俱、瓷器、玻璃器皿——全都慢慢破了。還有金屬的東西也都回爐燒掉。我已多年沒有看到黃銅燭台了。” 實際上，這家小小的舖子里到處塞滿了東西，但是几乎沒有一件東西是有什么价值的。舖子里陳列的面積有限，四面牆跟都靠著許多積滿塵土的相框畫架。櫥窗里放著一盤盤螺母螺釘、舊鑿子、破扦刀、一眼望去就知道已經停了不走的舊手表，還有許許多多沒用的廢品。只有在牆角的一個小桌子上放著一些零零星星的東西——漆器鼻煙匣、瑪瑙飾針等等——看上去好象還有什么引人發生興趣的東西在里面。 溫斯頓在向桌子漫步過去時，他的眼光給一個圓形光滑的東西吸引住了，那東西在燈光下面發出淡淡的光輝，他把它揀了起來。 那是一塊很厚的玻璃，一面成弧形，一面平滑，几乎象個半球形。不論在顏色或者質地上來說，這塊玻璃都顯得特別柔和，好象雨水一般。在中央，由于弧形的緣故，看上去象放大了一樣，有一個奇怪的粉紅色的蟠曲的東西，使人覺得象朵玫瑰花，又象海葵。 “這是什么？”溫斯頓很有興趣地問。 “那是珊瑚，”老頭儿說。“這大概是從印度洋來的。他們往往把它嵌在玻璃里。這至少有一百年了。看上去還要更久一些。” “很漂亮的東西，”溫斯頓說。 “确是很漂亮的東西，”對方欣賞地說。“不過現在很少有人識貨了。”他咳嗽著。“如果你要，就算四元錢吧。我還記得那樣的東西以前可以賣八鎊，而八鎊——唉，我也算不出來，但總是不少錢。可駛是可靠，竟然又到這家舖子來。 但是——！ 他又想，是啊，他是要再來的。他要再買一些美麗而沒有實用的小東西。他要買那幅圣克利門特的丹麥人教堂蝕刻版畫，把它從畫框上卸下來，塞在藍制服的上衣里面帶回家去。他要從卻林頓先生的記憶中把那首歌謠全部都挖出來。 甚至把樓上房間租下來這個瘋狂的念頭，也一度又在他腦海中閃過。大概有五秒鐘之久，他興高采烈得忘乎所以，他事先也沒有從玻璃窗里看一眼外面街上，就走了出去。他甚至臨時編了一個小調哼了起來—— 圣克利門特教堂的鈴聲說，橘子和檸檬，圣克利門特教堂的鐘聲說，你欠我三個銅板！ 他忽然心里一沉，嚇得屁滾尿流。前面人行道上，不到十公尺的地方，來了一個身穿藍制服的人。那是小說司的那個黑頭發姑娘。路燈很暗，但是不難看出是她。她抬頭看了他一眼，就裝得好象沒有見到他一樣很快地走開了。 溫斯頓一時嚇得動彈不得，好象癱了一樣。然后他向右轉彎，拖著沉重的腳步往前走，也不知道走錯了方向。無論如何，有一個問題已經解決了。不再有什么疑問，那個姑娘是在偵察他。她一定跟著他到了這里，因為她完全不可能是偶然正好在同一個晚上到這同一條不知名的小街上來散步的，這條街距离党員住的任何地方都有好几公里遠。這不可能是巧合。她究竟是不是思想警察的特務，還是過分熱心的業余偵探，那沒有關系。光是她在監視他這一點就已經夠了。她大概也看到了他進那家小酒店。 現在走路也很費勁。他口袋里那塊玻璃，在他每走一步的時候就碰一下他的大腿，他簡直要想把它掏出來扔掉。最糟糕的是他肚子痛。他好几分鐘都覺得，如果不赶緊找個廁所他就憋不住了。可是在這樣的地方是找不到公共廁所的。 接著肚痛過去了，只留下一陣麻木的感覺。 這條街道是條死胡同。溫斯頓停下步來，站了几秒鐘，不知怎么才好，然后又轉過身來往回走。他轉身的時候想起那姑娘碰到他還只有三分鐘，他跑上去可能還赶得上她。他可以跟著她到一個僻靜的地方，然后用一塊石頭猛擊她的腦袋。他口袋里的那塊玻璃也夠沉的，可以干這個事儿。但是他馬上放棄了這個念頭，因為即使這樣的念頭也教他受不了。 他不能跑，他不能動手打人。何況，她年紀輕、力气大，一定會自衛。他又想到赶緊到活動中心站去，一直呆到關門，這樣可以有人作旁證，證明他那天晚上在那里，但是這也辦不到。他全身酸軟無力。他一心只想快些回家，安安靜靜地坐下來。 他回家已二十二點了。到二十三點三十分電門總閘就要關掉。他到廚房去，喝了足足一茶匙的杜松子酒。然后到壁龕前的桌邊坐下來，從抽屜里拿出日記。但是他沒有馬上打開來。電幕上一個低沉的女人聲音在唱一支愛國歌曲。他呆呆地坐在那里，看著日記本的云石紙封面，徒勞無功地要想把那歌聲從他的意識中排除出去。 他們是在夜里來逮你的，總是在夜里。應該在他們逮到你之前就自殺。沒有疑問，有人這樣做。許多失蹤的人實際上是自殺了。但是在一個完全弄不到槍械、或者隨便哪种能夠迅速致命的毒物的世界里，自殺需要极大的勇气。他奇怪地發現，痛楚和恐懼在生物學上完全無用，人体不可捉摸，因為總是在需要它作特別的努力的時候，它卻僵化不動了。 他當初要是動作迅速，本來是可以把那黑發始娘滅口的；但是正是由于他處于极端危險的狀態，卻使他失去了采取行動的毅力。他想到碰到危急狀態，你要對借的從來不是那個外部的敵人，而是自已的身体，即使到現在，盡管喝了杜松子酒，肚子里的隱痛也使他不可能有條理地思索。他想，在所有從外表看來似乎是英雄或悲劇的場合，情況也是這樣的。 在戰場上，在刑房里，在沉船上，你要為之奮斗的原則，往往被忘掉了，因為身体膨脹起來，充滿了宇宙，即使你沒有嚇得癱瘓不動或者痛得大聲號叫，生命也不過是對饑餓、寒冷、失眠，對肚子痛或牙齒痛的一場暫時的斗爭。 他打開日記本。必須寫下几句話來。電幕上那個女人開始唱一首新歌。她的聲音好象碎玻璃片一樣刺進他的腦海。 他努力想奧勃良，這本日記就是為他，或者對他寫的，但是他開始想到的卻是思想警察把他帶走以后會發生什泌預知先見而神秘地能夠分享。但是由于電幕上的聲音在他耳旁聒噪不休，他無法再照這個思路想下去。他把一支香煙放在嘴里，一半煙絲就掉在舌上，這是一种發苦的粉末，很難吐干淨。他的腦海里浮現出老大哥的臉，代替了奧勃良的臉。正如他几天前所做的那樣，他從口袋里掏出一塊輔幣來瞧。輔幣上的臉也看著他，線條粗獷，神色鎮靜，令人寬心，但是藏在那黑胡子背后的是什么樣的一种笑容？象沉悶的鐘聲一樣，那几句話又在他耳邊響起： 戰爭即和平自由即奴役無知即力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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