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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蘇青


  蘇青与我,不是像一般人所想的那樣密切的朋友,我們其實很少見面。也不是像有些人可以想象到的,互相敵視著。同行相妒,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何況都是女人——所有的女人都是同行。可是我想這里有點特殊情形。即使從純粹自私的觀點看來,我也愿意有蘇青這么一個人存在,愿意她多寫,愿意有許多人知道她的好處,因為,低估了蘇青的文章的价值,就是低估了現在的文化水准。如果必需把女作者特別分作一欄來評論的話,那么,把我同冰心、白薇她們來比較,我實在不能引以為榮,只有和蘇青相提并論是我甘心情愿的。
  至于私交,如果說她同我不過是業務上的關系,她敷衍我,為了拉稿子,我敷衍她,為了要稿費,那也許是較近事實的,可是我總覺得,也不能說一點感情也沒有。我想我喜歡她過于她喜歡我,是因為我知道她比較深的緣故。那并不是因為她比較容易懂。普通認為她的個性是非常明朗的,她的話既多,又都是直說,可是她并不是一個清淺到一覽無余的人。人可以不懂她好在哪里而仍舊喜歡同她做朋友,正如她的書可以有許多不大懂它的好處的讀者。許多人,對于文藝本來不感到興趣的,也要買一本《結婚十年》看看里面可有大段的性生活描寫。我想他們多少有一點失望,但仍然也可以找到一些笑罵的資料。大眾用這樣的態度來接受《結婚十年》,其實也無損于《結婚十年》的价值。在過去,大眾接受了《紅樓夢》,又有几個不是因為單戀著林妹妹或是寶哥哥,或是喜歡里面的富貴排場?就連《紅樓夢》大家也還恨不得把結局給修改一下,方才心滿意足。完全貼近大眾的心,甚至于就像從他們心里生長出來的,同時又是高等的藝術,那樣的東西,不是沒有,例如有些老戲,有些民間故事,源久流長的;造形藝術一方面的例子尤其多。可是設法子使這個來做創作的標准。迎合大眾,或者可以左右他們一時的愛憎,然而不能持久。而且存心迎合,根本就寫不出蘇青那樣的真情實意的書。
  而且無論怎么說,蘇青的書能夠多銷,能夠賺錢,文人能夠救濟自己,免得等人來救濟,豈不是很好的事么?
  我認為《結婚十年》比《浣錦集》要差一點。蘇青最好的時候能夠做到一种“天涯若比鄰”的廣大親切,喚醒了往古來今無所不在的妻性母性的回憶,個個人都熟悉,而容易忽略的。實在是偉大的。她就是“女人”,“女人”就是她。(但是我忽然想到有一點:從前她進行离婚,韌出來找事的時候,她的處境是最确切地代表了一般女人。而她現在的地位是很特別的,女作家的生活環境与普通的職業女性,女職員,女教師,大不相同,蘇青四周的那些人也有一种特殊的習气,不能代表一般男人。而蘇青的觀察態度向來是非常的主觀,直接,所以,雖然這是一切職業文人的危机,我格外為蘇青的慮到這一點。)也有兩篇她寫得太潦草,我讀了,仿佛是走進一個舊識的房間,還是那些擺設,可是主人不在家,心里很調帳。有人批評她的技巧不夠,其實她的技巧正在那不知不覺中,喜歡花俏的稚气些的作者讀者是不能領略的。人家拿藝術的大帽子去壓她,她只有生气,漸漸的也會心虛起來,因為她自己也不知其所以然。她是眼低手高的。可是這些以后再談吧,現在且說她的人。她這樣問過我:“怎么你小說里從來沒有一個人像我的?我一直留心著,總找不到。”
  我平常看人,很容易把人家看扁了,扁的小紙人,放在書里比較便利。“看扁了”不一定發現人家的短處,不過是將立体化為平面的意思,就像一技花的黑影在粉牆上,已經畫好了在那里,只等用墨筆勾一勾。因為是寫小說的人,我想這是我的本分,把人生的來龍去脈看得很清楚。如果原先有憎惡的心,看明白之后,也只有哀矜。眼中所見,有些天資很高的人,分明在哪里走錯了一步,后來怎么樣也不行了,因為整個的人生態度的關系,就坏也坏得鬼鬼祟祟。有的也不是坏,只是沒出息,不干淨,不愉快。我書里多的是這等人,因為他們最能夠代表現社會的空气,同時也比較容易寫。從前人說“畫鬼怪易,畫人物難”,似乎倒是圣賢豪杰惡魔妖婦之類的奇跡比較普通人容易表現,但那是寫實功夫深淺的問題。寫實功夫進步到托爾斯泰那樣的程度,他的小說里卻是一班小人物寫得最成功,偉大的中心人物總來得模糊,隱隱地有不足的感覺。次一等的作家更不必說了,總把他們的好人寫得最坏。所以我想,還是慢慢地一步一步來吧,等我多一點自信再嘗試。
  我寫到的那些人,他們有什么不好我都能夠原諒,有時候還有喜愛,就因為他們存在,他們是真的。可是在日常生活里碰見他們,因為我的幼稚無能,我知道我同他們混在一起,得不到什么好處的,如果必須有接触,也是斤斤較量,沒有一點容讓,總要個恩怨分明。但是像蘇青,即使她有什么地方得罪我,我也不會記根的。——并不是因為她是個女人。她起初寫給我的索稿信,一來就說“叨在同性”,我看了總要笑。——也不是因為她豪爽大方,不像女人。第一,我不喜歡男性化的女人,而且根本,蘇青也不是男性化的女人。女人的弱點她都有,她很容易就哭了,多心了,也常常不講理。譬如說,前兩天的對談會里,一開頭,她發表了一段意見關于婦女職業。“記者”方面的人提出了一個問題,說:“可是……”她凝思了一會,臉色慢慢地紅起來,忽然有一點生气了,說:“我又不是同你對談——要你駁我做什么?”大家哄然笑了,她也笑。我覺得這是非常可愛的。
  即使在她的寫作里,她也沒有過人的理性。她的理性不過是常識——雖然常識也正是難得的東西。她与她丈夫之間,起初或者有負气,得到离婚的一步,卻是心平气和,把事情看得非常明白簡單。她丈夫并不坏,不過就是個少爺。如果能夠一輩子在家里做少爺少奶奶,他們的關系是可以維持下去的。然而背后的社會制度的崩坏,暴露了他的不負責。他不能養家,他的自尊心又限制了她職業上的發展。而蘇青的脾气又是這樣,即使委曲求全也弄不好的了只有分開。這使我想起我自己,從父親家里跑出來之前,我母親秘密傳話給我:“你仔細想一想。跟父親,自然是有錢的,跟了我,可是一個錢都沒有,你要吃得了這個苦,沒有反悔的。”當時雖然被禁鋼著,渴望著自由,這樣的問題也還使我痛苦了許久。后來我想,在家里,盡管滿眼看到的是銀錢進出,也不是我的,將來也不一定輪得到我,最吃重的最后几年的求學的年齡反倒被耽擱了。這樣一想,立刻決定了。這樣的出走沒有一點慷慨激昂。我們這時代本來不是羅曼蒂克的。
  生在現在,要繼續活下去而且活得稱心,真是難,就像“雙手擘開生死路”那樣的艱難巨大的事,所以我們這一代的人對于物質生活,生命的本身,能夠多一點明了与愛悅,也是應當的。而對于我,蘇青就象征了物質生活。
  我將來想要一間中國風格的房,雪白的粉牆,金漆桌椅,大紅椅墊,桌上放著豆綠糯米瓷的茶碗,堆得高高的一盆糕團,每一只上面點著個胭脂點。中國的房屋有所謂“一明兩暗”,這當然是明間。這里就有一點蘇青的空气。
  這篇文章本來是關于蘇青的,卻把我自己說上許多,實在對不起得很,但是有好些需要解釋的地方,我只能由我自己出發來解釋。說到物質,与奢侈享受似乎是不可分開的。可是我覺得,刺激性的享樂,如同浴缸里淺淺地放了水,坐在里面,熱气上騰,也得到昏蒙的愉快,然而終究淺,即使躺下去,也設法子淹沒全身,思想复雜一點的人,再荒唐,也難求得整個的沉涵。也許我見識得不夠多,可以這樣想。
  我對于聲色犬馬最初的一個印象,是小時候有一次,在姑姑家里借宿,她晚上有宴會,出去了,剩我一個人在公寓里,對門的逸園跑狗場,紅燈綠燈,數不盡的一點一點,黑夜里,狗的吠聲似沸,听得人心里亂亂地。街上過去一輛汽車,雪亮的車燈照到樓窗里來,黑房里家具的影子滿房跳舞,直飛到房頂上。
  久已忘記了這一節了。前些時有一次較緊張的空襲,我們經濟力量夠不上逃難(因為逃難不是一時的事,卻是要久久耽擱在無事可做的地方),轟炸倒是听天由命了,可是万一長期地斷了水,也不能不設法离開這城市。我忽然記起了那紅綠燈的繁華,云里霧里的狗的狂吠。我又是一個人坐在黑房里,沒有電,瓷缸里點了一只白蜡燭,黃瓷缸上凸出綠的小云龍,靜靜含著圓光不吐。全上海死寂,只听見房間里一只鐘滴嗒滴嗒定。蜡燭放在熱水汀上的一塊玻璃板上,隱約照見熱水汀管子的扑落,扑落上一個小箭頭指著“開”,另一個小箭頭指著“關”,恍如隔世。今天的一份小報還是照常送來的,拿在手里,有一种奇异的感覺,是親切,傷鋤。就著燭光,吃力地讀著,什么郎什么翁,用我們熟悉的語調說著俏皮話,關于大餅、白報紙、暴發戶,慨歎著回憶到從前,三塊錢叫堂差的黃金時代。這一切,在著的時候也不曾為我所有,可是眼看它毀坏,還是難過的——對于千千万万的城里人,別的也沒有什么了呀!
  一只鐘滴嗒滴嗒,越走越響。將來也許整個的地面上見不到一只時辰鐘。夜晚投宿到荒村,如果忽然听見鐘擺的滴晤,那一定又惊又喜——文明的節拍!文明的口子是一分一秒划分清楚的,如同十字布上桃花。十字布上桃花,我并不喜歡,繡出來的也有小狗,也有人,都是一曲一曲,一格一格,看了很不舒服。蠻荒的日夜,沒有鐘,只是悠悠地日以繼夜,夜以繼日,日子過得像軍窯的談青底子上的紫暈,那倒也好。我于是想到我自己,也是充滿了計划的。在香港讀書的時候,我真的發奮用功了,連得了兩個獎學金,畢業之后還有希望被送到英國去。我能夠揣摩每一個教授的心思,所以每一樣功課總是考第一。有一個先生說他教了十几年的書,沒給過他給我的分數。然后戰爭來了,學校的文件記錄統統燒掉了,一點痕跡都沒留下。那一類的努力,即使有成就,也是注定了要被打翻的罷?在那邊三年,于我有益的也許還是偷空的游山玩水,看人,談天,而當時總是被逼迫著,心里很不情愿的,認為是糟蹋時間。我一個人坐著,守著蜡燭,想到從前,想到現在,近兩年來孜孜忙著的,是不是也是注定了要被打翻的……我應當有數。
  后來看到《天地》,知道蘇青在同一晚上也感到非常難過。然而這末日似的一天終于過去了。一天又一天。清晨躺在床上,听見隔壁房里嗤嗤嗤拉窗帘的聲音;后門口,不知哪一家的男佣人在同我們阿媽說話,只听見嗡嗡的高聲,不知說些什么,听了那聲音,使我更覺得我是深深睡在被窩里,外面的屋瓦上應當有白的霜——其實屋上的霜,還是小時候在北方,一早起來常常見到的,上海難得有——我向來喜歡不把窗帘拉上,一睜眼就可以看見白天。即使明知道這一天不會有什么事發生的,這堂堂的開頭也可愛。
  到了晚上,我坐在火盆邊,就要去睡覺了,把炭基于戳戳碎,可以有非常溫暖的一剎那;炭屑發出很大的熱气,星星紅火,散布在高高下下的灰堆里,像山城的元夜,放的煙火,不由得使人想起唐宋的燈市的記載。可是我真可笑,用鐵鉗夾住火楊梅似的紅炭基,只是舍不得弄碎它。碎了之后,燦爛地大燒一下就沒有了。雖然我馬上就要去睡了,再燒下去于我也無益,但還是非常心痛。這一种吝惜,我倒是很喜歡的。
  我有一件藍綠的薄棉袍,已經穿得很舊,袖口都泛了色了,今年拿出來,才上身,又脫了下來,唯其因為就快坏了,更是看重它,總要等再有一件同樣的顏色的,才舍得穿。吃菜我也不講究換花樣。才夾了一筷子,說:“好吃,”接下去就說:“明天再買,好么?”永遠蟬聯下去,也不會厭。姑妨總是嘲笑我這一點,又說:“不過,不知道,也許你們這种脾气是載福的。”
  我做了個夢,夢見我又到香港去了,船到的時候是深夜,而且下大雨。我狼狽地拎著箱子上山,管理宿舍的天主教尼僧,我又不敢惊醒她們,只得在黑漆漆的門洞子里過夜。 (也不知為什么我要把自己刻畫得這么可怜,她們何至于這樣地苛待我?)。風向一變,冷雨大點大點掃進來,我把一雙腳直縮直縮,還是沒處躲。忽然听見汽車喇叭響,來了闊客,一個施主太太帶了女儿,才考進大學,以后要佐讀的。汽車夫砰砰拍門,宿舍里頓時燈火輝煌,我趁亂向里一鑽,看見舍監,我像見晚娘似的,陪笑上前稱了一聲“Sister”。她淡談地點了點頭,說:“你也來了?”我也沒有多寒瞳,徑自上樓,找到自己的房間。夢到這里為止,第二天我告訴妨姑,一面說,漸漸漲紅了臉,滿眼含淚;后來在電話上告訴一個朋友,又哭了;在一封信里提到這個夢,寫到這里又哭了。簡直可笑——我自從長大自立之后實在難得掉眼淚的。
  我對姑姑說:“姑姑雖然經過的事很多,這一類的經驗卻是沒有的,沒做過窮學生,窮親戚。其實我在香港的時候也不至于窘到那樣,都是我那班同學太闊了的緣故。”姑站說:“你什么時候做過窮親戚的?”我說:“我最記得有一次,那時我剛离開父親家不久,舅母說,等她翻箱子的時候她要把表姐們的舊衣服找點出來給我穿。我連忙說:‘不,不,真的,舅母不要!’立刻紅了臉,眼淚滾下來了。我不由得要想:從几時起,輪到我被周濟了呢?”
  真是小气得很,把這些都記得這樣牢,但我想于我也是好的。多少總受了點傷,可是不太嚴重,不夠使我感到劇烈的憎惡,或是使我激越起來,超過這一切,只夠使我生活得比較切實,有個寫實的底子;使我對于眼前所有格外知道愛借,使這世界顯得更丰富。
  想到貧窮,我就想起有一次,也是我投奔到母親与姑姑那里,時刻感到我不該拖累了她們,對于前途又沒有一點把握的時候。姑姑那一向心境也不好,可是有一天忽然高興,因為我想吃包子,用現成的芝麻醬作餡,捏了四只小小的包子,蒸了出來。包子上面皺著,看了它,使我的心也皺了起來,一把抓似的,喉嚨是一陣陣硬咽著,東西吃了下去也不知有什么滋味。好像我還是笑著說“好吃”的。這件事我不忍想起,又愿意想起。
  看蘇青文章里的記錄,她有一個時期的困苦的情形雖然与我不同,感情上受影響的程度我想是与我相仿的。所以我們都是非常明顯地有著世俗的進取心,對于錢,比一般文人要爽直得多。我們的生活方式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但那是個性的關系。
  姑姑常常說我:“不知道你從哪里來的這一身俗骨!”她把我父母分析了一下,他們縱有缺點,好像都還不俗。有時候我疑心我的俗不過是避嫌疑,怕沾上了名士派;有時候又覺得是天生的俗。我自己為《傾城之戀》的戲寫了篇宣傳稿子,擬題目的時候,腦子里第一個浮起的是:“傾心吐膽話傾城”,套的是“苜蓿生涯話廿年”之類的題目,有一向是非常時髦的,可是被我一學,就俗不可耐。
  蘇青是——她家門口的兩棵高高的柳樹,韌春抽出了淡金的絲。誰都說:“你們那儿的楊柳真好看!”她走出走進,從來就沒看見。可是她的俗,常常有一种無意的雋逸,譬如今年過年之前,她一時錢不湊手,性急慌忙在大雪中坐了輛黃包車,載了一車的書,各處兜售,書又掉下來了,《結婚十年》龍風帖式的封面紛紛滾在雪地里,真是一幅上品的圖畫。
  對于蘇青的穿著打扮;從前我常常有許多意見,現在我能夠懂得她的觀點了。對于她,一件考究衣服就是一件考究衣服;于她自己,是得用;于眾人,是表示她的身份地位,對于她立意要吸引的人,是吸引。蘇青的作風里极少“玩味人間”的成分。
  去年秋天她做了件黑呢大衣,試樣子的時候,要炎櫻幫著看看。我們三個人一同到那時裝店去,炎櫻說:“線條簡單的于她最相宜。”把大衣上的翻領首先去掉,裝飾性的榴桐也去掉,方形的大口袋也去掉,肩頭過度的墊高也滅掉。最后,前面的一排大鈕扣也要去掉,改裝暗鈕。蘇青漸漸不以為然了,用商量的口吻,說道:“我想……鈕扣總要的罷?人家都有的!沒有,好像有點滑稽。”
  我在旁邊笑了起來,兩手插在雨衣袋里,看著她。鏡子上端的一盞燈,強烈的青綠的光正照在她臉上,下面襯著寬博的黑衣,背景也是影撞撞的,更顯明地看見她的臉,有一點慘白。她難得有這樣靜靜立著,端相她自己,雖然微笑著,因為從來沒這么安靜,一靜下來就像有一种悲哀,那緊湊明債的眉眼里有一种橫了心的鋒棱,使我想到“亂世佳人”。
  蘇青是亂世里的盛世的人。她本心是忠厚的,她愿意有所依附;只要有個千年不散的筵席,叫她像《紅樓夢》里的孫媳婦那么辛苦地在旁邊照座著,招呼人家吃萊,她也可以忙得興興頭頭。她的家族觀念很重,對母親,對弟妹,對伯父,她無不盡心幫助,出于她的責任范圍之外。在這不可靠的世界里,要想抓住一點熟悉可靠的東西,那還是自己人。她疼小孩子也是因為“与其讓人家占我的便宜,宁可讓自己的小孩占我的便宜”。她的戀愛,也是要求可信賴的人,而不是尋求刺激。她應當是高等調情的理想對象,伶俐倜儻,有經驗的,什么都說得出,看得開,可是她太認真了,她不能輕松,也許她自以為輕松的,可是她馬上又會怪人家不負責。這是女人的矛盾么?我想,倒是因為她有著簡單健康的底子的緣故。
  高級情調的第一個條件是距离——并不一定指身体上的。保持距离,是保護自己的感情,免得受痛苦。應用到別的上面,這可能說是近代人的基本思想,結果生活得輕描談寫的,与生命之間也有了距离了。蘇青在理論上往往不能跳出流行思想的圈子,可是以蘇青來提倡距离,本來就是笑話,因為她是那樣的一個興興轟轟火燒似的人,她沒法子伸伸縮縮,寸步留心的。
  我純粹以寫小說的態度對她加以推測,錯誤的地方一定很多,但我只能做到這樣。
  有一次我同炎櫻說到蘇青,炎櫻說:“我想她最大的吸引力是:男人總覺得他們不欠她什么,同她在一起很安心。”然而蘇青認為她就吃虧在這里。男人看得起她,把她當男人看待,凡事由她自己負責。她不愿意了,他們就說她自相矛盾,新式女人的自由她也要,舊式女人的權利她也要。這原是一般新女性的悲劇,可是蘇青我們不能說她是自取其咎。她的豪爽是天生的。她不過是一個直戴的女人,謀生之外也謀愛,可是很失望,因為她看來看去沒有一個人是看得上眼的,也有很笨的,照樣地也坏。她又有她天真的一方,輕容把人幻想得非常崇高,然后很快地又發現他卑劣之點,一次又一次,值撮破滅了。
  于是她說:“沒有愛。”微笑的眼睛里有一种藐視的風情。但是她的諷刺并不徹底,因為她對于人生有著太基本的愛好,她不能發展到刻骨的諷刺。
  在中國現在,諷刺是容易討好的。前一個時期,大家都是感傷的,充滿了未成年人的夢与歎息,云里霧里,不大懂事。一旦懂事了,就看穿一切,進到諷刺。喜劇而非諷刺喜劇,就是沒有意思,粉飾現實。本來,要把那些濫調的感傷清除干淨,諷刺是必須的階段,可是很容易停留在諷刺上,不知道在感傷之外還可以有感情。因為滿眼看到的只是殘缺不全的東西,就把這殘缺不全認作真實:——性愛就是性行為;原始的人沒有我們這些花頭不也過得很好的么?是的,可是我們已經文明到這一步、再想退到獸的健康是不可能的了。
  從前在學校里被逼著念《圣經》,有一節,記不清了,仿佛是說,上帝的奴仆各自領了錢去做生意,拿得多的人,可以獲得更多,拿得少的人,連那一點也不能保,上帝追還了錢,還責罰他。當時看了,非常不平。那意思實在很難懂,我想在這樣多解釋兩句,也還怕說不清楚。總之,生命是殘酷的。看到我們縮小又縮小的,怯核的愿望,我總覺得無限的慘傷。
  有一陣子,外間傳說蘇青与她离了婚的丈夫言歸于好了。我一向不是愛管閒事的人,听了卻是很擔憂。后來知道完全是謠言,可是想起來也很近情理,她起初的結婚是一大半家里做主的,兩人都是极年青,一同讀書長大,她丈夫几乎是天生在那里,無可選擇的,兄弟一樣的自己人。如果處處覺得,“還是自己人!”那么對他也感到親切了,何況他們本來沒有太嚴重的合不來的地方。然而她的离婚不是賭气,是仔細想過來的。跑出來,在人間走了一遭,自己覺得無聊,又回去了,這樣地否定了世界,否定了自己,蘇青是受不了的。她會變得暗啞了,整個地消沉下去。所以我想,如果蘇青另外有愛人,不論是為了片刻的熱情還是經濟上的幫助,總比回到她丈夫那里去的好。
  然而她現在似乎是真的有一點疲倦了。事業、戀愛、小孩在身邊,母親在故鄉的匪氛中,弟弟在內地生肺病,妹妹也有她的問題,許許多多牽挂。照她這樣生命力強烈的人,其實就有再多的拖泥帶水也不至于累倒了的,還是因為這些事太零碎,各自成塊,缺少統一的感情的緣故。如果可以把戀愛隔開來作為生命的一部,一科,題作“戀愛”,那樣的戀愛還是代用品吧?
  蘇青同我談起她的理想生活。丈夫要有男子气概,不是小白臉,人是有架子的,即使官派一點也不妨,又還有點落拓不羈。他們住在自己的房子里,常常請客,來往的朋友都是談得來的,女朋友當然也很多,不過都是年紀比她略大兩歲,容貌比她略微差一點的,免得麻煩。丈夫的職業性質是常常要有短期的旅行的,那么家庭生活也不至于太刻板無變化。丈夫不在的時候也可以勻出時間來應酬女朋友(因為到底還是不放心)。偶爾生一場病,朋友都來慰問,帶了吃的來,還有花,電話鈴聲不斷。
  絕對不是過份的要求,然而這里面的一种生活空气還是早兩年的,現在已經沒有了。當然不是說現在沒有人住自己的小洋房,天天請客吃飯。——是那种安定時感情。要一個人為她制造整個的社會气氛,的确很難,但這是個性的問題。越是亂世,個性越是突出,人与人之間的差別是很大的。難當然是難找。如果感到時間逼促,那么,真的要說逼促,她的時間已經過去了——中國人嘴里的“花信年華”,不是已經有遲暮之感了嗎?可是我從小看到的,僅有許多三四十歲的美婦人。《傾城之戀》里的自流蘇,在我原來的想象中決不止三十歲,因為恐怕這一點不能為讀者大眾所接受,所以把她改成二十八歲(恰巧与蘇青同年,后來我發現)。我見到的那些人,當然她們是保養得好,不像現代職業女性的勞苦。有一次我和朋友談話之中研究出來一條道理,駐顏有術的亥人總是:(一)身体相當好,(二)生活安定,(三)心里不安定。因為不是死心塌地,所以時時注意到自己的体格容貌,知道當心。普通的确是如此。蘇青現在是可以生活得很從容的,她的美又是最容易保持的那一种,有輪廓,有神气的。——這一節,都是惹人見笑的話,可是實在很要緊——有几個女人是為了她靈魂的美而被愛。
  我們家的女佣,男人是個不成器的裁縫。然而那一天空襲以后,我在昏夜的馬路上遇見他,看他急急忙忙直奔我們的公寓,慰問老婆孩子,倒是感動人的。我把這個告訴蘇青,她也說:“是的……”稍稍沉默了一下。逃難起來,她是只有她保護人,沒有人保護她的,所以她近來特別地膽小,多幻想,一個慣坏了的小女孩在夢魘的黑暗里。她忽然地會說:“如果炸彈把我的眼睛炸坏了,以后寫稿子還得嘴里念出來叫別人記,那多要命呢——”,這不像她平常的為人。心境好—點的話,不論在什么樣的患難中,她還是有一种生之爛漫。多遇見患難,于她只有好處;多一點技枝節節,就多開一點花。
  本來我想寫一篇文章關于几個古美人,總是寫不好。里面提到楊貴妃。楊貴妃一直到她死,三十八歲的時候,唐明皇的愛她,沒有一點倦意。我想她決不是單靠著口才和一點狡智,也不是因為她是中國歷史上唯一的一個具有肉体美的女人,還是因為她的為人的親熱,熱鬧。有了錢,就有熱鬧,這是很普遍的一個錯誤的觀念。帝王家的富貴,天寶年間的燈節,火樹銀花,唐明星与妃嬪坐在樓上像神仙,百姓人山人海在樓下參拜;皇親國戚攢珠嵌寶的車子,路上向里窺探了一下,身上沾的香气經月不散;生活在那樣迷离恍憾的戲台上的輝煌里,越是需要一個著實的親人。所以唐明皇喜歡楊貴紀,因為她于他是一個妻而不是“臣妻”。我們看楊据梅紀爭寵的經過,楊把几次和皇帝吵翻了,被逐,回到娘家去,簡直是“本埠新聞”里的故事,与歷代官閹的陰謀,詭秘森慘的,大不相同。也就是這种地步,使他們親近人生,使我們千載之下還能夠親近他們。
  楊貴妃的熱鬧,我想是像一种陶瓷的湯壺,溫潤如玉的,在腳頭,里面的水漸漸冷去的時候,令人感到溫柔的倔帳。蘇青卻是個紅泥小火爐,有它自己獨立的火,看得見紅焰焰的光,听得見嘩栗剝落的爆炸,可是比較難伺候,添煤添柴,煙气嗆人。我又想起胡金人的一幅畫,畫著個老女仆,伸手向火。慘淡的隆冬的色調,灰褐,紫褐。她彎腰坐著,龐大的人把小小的火爐四面八方包圍起來,圍裙底下,她身上各處都發出凄凄的冷气,就像要把火爐吹滅了。由此我想到蘇青。整個的社會到蘇青那里去取暖,扑出—陣陣的冷風——真是寒冷的天气呀,從來沒這么冷過!
  所以我同蘇青談話,到后來常常有點戀戀不舍的。為什么這樣,以前我一直不明白。她可是要抱怨:“你是一句爽气話也沒有的!甚至于我說出話來你都不一定立刻听得懂。”那一半是因為方言的關系,但我也實在是遲鈍。我抱歉地笑著說:“我是這樣的一個人,有什么辦法呢?可是你知道,只要有多一點的時間,隨便你說什么我都能夠懂得的。”她說:“是的。我知道……你能夠完全懂得的。不過,女朋友至多只能夠懂得,要是男朋友能夠安慰。”她這一類的雋語,向來是听上去有點過分,可笑,仔細想起來卻是結實的真實。
  常常她有精彩的議論,我就說:“你為什么不把這個寫下來呢?”她卻睜大了眼睛,很詫异似地,把臉色正了一正,說:“這個怎么可以寫呢?”然而她過后也許想著,張愛玲說可以寫,大約不至于触犯了非札勿視的人們,因為,隔不了多少天,這一節意見還是在她的文章里出現了。這我覺得很榮幸。
  她看到這篇文章,指出几節來說:“這句話說得有道理。”我笑起來了:“是你自己說的呀——當然你覺得有道理了!”關于進取心,她說:“是的,總覺得要向上,向上,雖然很朦朧,究竟怎樣是向上,自己也不大知道。……你想,將來到底是不是要有一個理想的國家呢?”我說:“我想是有的。可是最俠最快也要許多年。即使我們看得見的話,也享受不到了,是下一代的世界了!”她歎息,說:“那有什么好呢?到那時候已經老了。在太平的世界里,我們變得寄人篱下了嗎?”
  她走了之后,我一個人在黃昏的陽台上,驟然看到遠處的一個高樓,邊緣上附著一大塊服脂紅,還當是玻璃窗上落日的反光,再一看,卻是元宵的月亮,紅紅地升起來了。我想著:“這是亂世。”晚煙里,上海的邊疆微微起伏,雖沒有山也像是層巒疊障。我想到許多人的命運,連我在內的;有一种郁郁蒼蒼的身世之感。“身世之感”普通總是自傷、自怜的意思罷,但我想是可以有更廣大的解釋的。將來的平安,來到的時候已經不是我們的了,我們只能各人就近求得自己的平安。然而我把這些話來對蘇青說,我可以想象到她的玩世的,世故的眼睛微笑望著我,一面听,一面想:“簡直不知道你在說些什么!大概是藝術吧?”一看見她那樣的眼色,我就說不下去,笑了。

      (原刊1945年4月《天地》月刊第1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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