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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無事的悲劇




  果戈理(NikolaiGogol)的名字,漸為中國讀者所認識了,他的名著《死魂靈》的譯本,也已經發表了第一部的一半。·那·譯·文·雖·然·不·能·令·人·滿·意,·但·總·算借此知道了從第二至六章,一共寫了五個地主的典型,諷刺固多,實則除一個老太婆和吝嗇鬼潑留希金外,都各有可愛之處。至于寫到農奴,卻沒有一點可取了,連他們誠心來幫紳士們的忙,也不但無益,反而有害。果戈理自己就是地主。

  然而當時的紳士們很不滿意,一定的照例的反擊,是說書中的典型,多是果戈理自己,而且他也并不知道大俄羅斯地主的情形。這是說得通的,作者是烏克蘭人,而看他的家信,有時也簡直和書中的地主的意見相類似。然而即使他并不知道大俄羅斯的地主的情形罷,那創作出來的腳色,可真是生動极了,直到現在,縱使時代不同,國度不同,也還使我們像是遇見了有些熟識的人物。諷刺的本領,在這里不及談,單說那獨特之處,尤其是在用平常事,平常話,深刻的顯出當時地主的無聊生活。例如第四章里的羅士特來夫,是地方惡少式的地主,赶熱鬧,愛賭博,撒大謊,要恭維,——但挨打也不要緊。他在酒店里遇到乞乞科夫,夸示自己的好小狗,勒令乞乞科夫摸過狗耳朵之后,還要摸鼻子——“乞乞科夫要和羅士特來夫表示好意,便摸了一下那狗的耳朵。‘是的,會成功一匹好狗的。’他加添著說。

  “‘再摸摸它那冰冷的鼻頭,拿手來呀!’因為要不使他掃興,乞乞科夫就又一碰那鼻子,于是說道:‘不是平常的鼻子!’”

  這种莽撞而沾沾自喜的主人,和深通世故的客人的圓滑的應酬,是我們現在還隨時可以遇見的,有些人簡直以此為一世的交際術。“不是平常的鼻子”,是怎樣的鼻子呢?說不明的,但听者只要這樣也就足夠了。后來又同到羅士特來夫的庄園去,歷覽他所有的田產和東西——“還去看克理米亞的母狗,已經瞎了眼,据羅士特來夫說,是就要倒斃的。兩年以前,卻還是一條很好的母狗。大家也來察看這母狗,看起來,它也确乎瞎了眼。”

  這時羅士特來夫并沒有說謊,他表揚著瞎了眼的母狗,看起來,也确是瞎了眼的母狗。這和大家有什么關系呢,然而世界上有一些人,卻确是嚷鬧,表揚,夸示著這一類事,又竭力證實著這一類事,算是忙人和誠實人,在過了他的整一世。

  這些极平常的,或者簡直近于沒有事情的悲劇,正如無聲的言語一樣,非由詩人畫出它的形象來,是很不容易覺察的。然而人們滅亡于英雄的特別的悲劇者少,消磨于极平常的,或者簡直近于沒有事情的悲劇者卻多。

  听說果戈理的那些所謂“含淚的微笑”〔2〕,在他本土,現在是已經無用了,來替代它的有了健康的笑。但在別地方,也依然有用,因為其中還藏著許多活人的影子。況且健康的笑,在被笑的一方面是悲哀的,所以果戈理的“含淚的微笑”,倘傳到了和作者地位不同的讀者的臉上,也就成為健康:這是《死魂靈》的偉大處,也正是作者的悲哀處。

  七月十四日。

  CC

  〔1〕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三五年八月《文學》月刊第五卷第二號“文學論壇”欄,署名旁。

  〔2〕“含淚的微笑”這是普希金評論果戈理小說的話,見于他在一八三六年寫的《評〈狄康卡近鄉夜話〉》。

  三論“文人相輕”〔1〕《芒种》第八期上有一篇魏金枝先生的《分明的是非和熱烈的好惡》,是為以前的《文學論壇》上的《再論“文人相輕”》而發的。他先給了原則上的几乎全体的贊成,說,“人應有分明的是非,和熱烈的好惡,這是不錯的,文人應更有分明的是非,和更熱烈的好惡,這也是不錯的。”中間雖說“凡人在落難時節……能与猿鶴為伍,自然最好,否則与鹿豕為伍,也是好的。即到千万沒有辦法的時候,至于躺在破廟角里,而与麻瘋病菌為伍,倘然我的体力,尚能為自然的抗御,因而不至毀滅以死,也比被實際上也做著騙子屠夫的所誘殺臠割,較為心愿。”看起來好像有些微辭,但其實說的是他的憎惡騙子屠夫,遠在猿鶴以至麻瘋病菌之上,和《論壇》上所說的“從圣賢一直敬到騙子屠夫,從美人香草一直愛到麻瘋病菌的文人,在這世界上是找不到的”的話,也并不兩樣。至于說:“平心而論,彼一是非,此一是非,原非确論。”則在近來的庄子道友中,簡直是鶴立雞群似的卓見了。

  然而魏先生的大論的主旨,并不專在這一些,他要申明的是:是非難定,于是愛憎就為難。因為“譬如有一种人,……在他自己的心目之中,已先無是非之分。……于是其所謂‘是’,不免似是而實非了。”但“至于非中之是,它的是處,正胜過于似是之非,因為其猶講交友之道,而無門閥之分”的。到這地步,我們的文人就只好吞吞吐吐,假揩眼淚了。“似是之非”其實就是“非”,倘使已經看穿,不是只要給以熱烈的憎惡就成了嗎?然而“天下的事情,并沒有這么簡單”,又不得不愛護“非中之是”,何況還有“似非而是”和“是中之非”,取其大,略其細的方法,于是就不适用了。天下何嘗有黑暗,据物理學說,地球上的無論如何的黑暗中,不是總有X分之一的光的嗎?看起書來,据理就該看見X分之一的字的,——我們不能論明暗。

  這并非刻薄的比喻,魏先生卻正走到“無是非”的結論的。他終于說:“總之,文人相輕,不外乎文的長短,道的是非,文既無長短可言,道又無是非之分,則空談是非,何補于事!已而已而,手無寸鐵的人呵!”人無全德,道無大成,剛說過“非中之是”,胜過“似是之非”,怎么立刻又變成“文既無長短可言,道又無是非之分”了呢?文人的鐵,就是文章,魏先生正在大做散文,力施搏擊,怎么同時又說是“手無寸鐵”了呢?這可見要抬舉“非中之是”,卻又不肯明說,事實上是怎樣的難,所以即使在那大文上列舉了許多對手的“排擠”,“大言”,“賣友”的惡謚,而且那大文正可通行無阻,卻還是覺得“手無寸鐵”,歸根結蒂,掉進“無是非”說的深坑里,和自己以為“原非确論”的“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說成了“朋友”——這里不說“門閥”——了。

  況且,“文既無長短可言,道又無是非之分”,魏先生的文章,就他自己的結論而言,就先沒有動筆的必要。不過要說結果,這無須動筆的動筆,卻還是有戰斗的功效的,中國的有些文人一向謙虛,所以有時簡直會自己先躺在地上,說道,“倘然要講是非,也該去怪追奔逐北的好漢,我等小民,不任其咎。”明明是加入論戰中的了,卻又立刻肩出一面“小民”旗來,推得干干淨淨,連肋骨在那里也找不到了。論“文人相輕”竟會到這地步,這真是叫作到了末路!七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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