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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大街上揀回一個寶


               ——唐師曾一二
       新華社攝影部主任、中國照片檔案館館長 徐佑珠
  《人民攝影報》連續發表了唐師曾從海灣發來的文字和圖片報道之后,《人民日報》2月3日又在“每周文摘”版“摘”登了唐師曾的戎裝照片。一名專事新聞報道的記者一時成了新聞人物,他的像片被几家報紙轉來摘去,這本身就极具新聞价值。
  “唐師曾是怎么來新華社的?”
  因為据《人民攝影報》介紹,唐師曾1983年從北大國際政治系畢業后,分配在中國政法大學教書,所以人們有這樣的疑問。
  “從大街上揀的。”
  這回答不完全是玩笑。1986年冬天,一位在新華社工作的北大畢業生走進我的辦公室,引荐一位想當攝影記者的校友。沒待我開口,這校友便虔誠地捧過一本貼了他几十張見報照片的大本子,證明自己在新聞攝影方面的建樹。我接過來翻了翻,未見佳品,隨即就遞還給他。也許是我漫不經心的態度傷了他的自尊心,他頓時漲紅了臉,急切地介紹自己如何愛好新聞攝影,說如果讓他當新華社記者,他一定像卡帕那樣玩命地干活,而且什么要求都沒有,除了兩台萊卡或尼康……
  “來了就想當記者?還要兩台相机?”
  “一台也行。”
  “一台也沒有,也不能來了就當記者。如果新華社要你,讓你干什么就干什么。”
  “哦,不給相机,讓干什么就干什么。”他深思了片刻,“行,只要讓我來新華社。”
  他從我辦公室出去后,走廊上滿打招呼。奇怪,攝影部怎么這么多他的熟人?一問,有個把是校友,多數都是大街上采訪時認識的。小伙子們說,到哪儿都有他,這人一見背相机的就親,見面熟,又挺謙虛,所以對他都挺有好感,听說他想來新華社,都幫他說好話。
  政法大學也愿意成全他,盡管舍不得放走了一位好教員,但他實在太迷照相,留不住。
  几個月后,他如愿以償。那些在大街上認識他的“老新華”逗他說是揀來的。
  只看照片未謀其面的人可能以為唐師曾很魁梧,其實這個形容詞對他不合适。他雖說是1米83的個頭,但有些羅鍋,不著意挺起胸脯,得減去三厘米,身材偏細長。一張清秀白淨的臉上架副近視眼鏡,摘掉鋼盔,一副書生气概。可在我們攝影部,誰要把“書生“這個概念和唐師曾的形象聯在一起,一定是他的大腦軟件出了毛病。有誰見過唐師曾穩穩當當地走路、按台階爬樓呢?他什么時候都是急匆匆的,仿佛屁股后面永遠跟著追兵。
  “下雨啦!”剛來的那年夏天,一個下午,他沖進一間又一間辦公室,興奮地大叫。
  下雨誰看不見?下雨有什么可激動的?一位小姑娘被他叫得心煩,罵他“神經病”!
  他生气地嘟噥:久旱下雨,就是新聞……轉身背起相机沖向大雨滂淪的大街小巷。晚上回來,渾身濕透,卻眉飛色舞,捧給編輯一摞千姿百態的雨中人物照片,連罵他神經病的小姑娘也高興地夸他“唐老鴨真聰明”。一組《雨中曲》專題照片發到香港,大受報紙歡迎。
  這以后,他仍然經常犯“神經病”,又經常在挨罵之后得到夸獎。
  他拍的照片越來越多,他的要求也隨之多了起來。兩台尼康已經不在話下,他還要BP机,要無線電話,要汽車,車上還要有麥考爾用的那种警燈,遇到緊急情況,能像麥考爾那樣,把警燈往車頂上一放,紅光閃爍,警笛長鳴,通行無阻。這過程中,又不知多少次挨罵。但他堅持,今天要,明天要,向主任要,向社長要,一遍一遍地向上司宣傳,這些東西都是記者必備的。他的要求終于被理解,除了麥考爾的警燈沒指望,專用汽車在國內暫時也沒條件。BP机和無線電話到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是在名片上加印四個字:“晝夜工作。”攝影部成立新聞中心的頭一年,几乎每天都有他“晝夜工作”的成果。
  他的要求沒完沒了,從要設備,轉而要任務。
  山西大同、河北陽原間發生地震,電台廣播后剛半小時,他已從家里騎車到新華社,連蹦帶跳地沖進攝影部值班室,全身顫抖地抓起電話要國家地震局。買10包餅干,乘一輛“大發”,飛車千里,赶在救災的解放軍之前到達震中地區。連續38小時工作,向全國和世界各地發出第一批獨家新聞照片。
  北大生物學家到秦岭考察野生大熊貓,正是秦岭山區一年中最寒冷的季節,他穿著普通的羽絨衣跟了去。在海拔2000米∼3000米的林海雪原跟蹤搜索。人過竹林中的大熊貓通道必須爬行,竹叢上一寸多厚的積雪灌進脖子,兩層防寒服都濕淋淋地貼在脊梁上,大頭鞋也灌滿了雪水。但能拍到完全在自然狀態下的野生大熊貓,就足以補償一切。當大熊貓在雪原上消失,他的眼淚滴在取景器上,融化了上面的積雪。他珍惜這年冬天的經歷,說一輩子也忘不了。
  為了揭開可可西里神秘的面紗,他隨國家科考隊去了海拔五千多米的無人區。那里嚴寒、缺氧、干旱、強輻射,由于從來無人涉足,被稱為“神秘的死亡地帶”,輕微的感冒就可能導致肺水腫,几小時內喪命。死亡的威脅擋不住他對那“野生動物樂園”的向往。為了追拍云端里的野犛牛,走几步就得扒在岩石上喘粗气,肺像在油里煎,几乎要炸裂。這光景,他竟能生出無限的遐想:從“乞力馬扎羅的雪”到“走出非洲”。
  海灣戰云密布,他一份報告又一份報告,以至直接上書社長,要求派他去拍攝第一手戰地照片,和美聯、路透們比個高下。40天工夫,他從巴格達到安曼,又從安曼到特拉維夫,單槍匹馬,拳打腳踢,已經有近30幅照片和6篇文章見諸報端。
  在新華社三年,他去了不少沒人去的地方,都是他自己要求的。惟有一次例外,1989年初春去德國多特蒙德采訪第40屆世乒賽,是組織派遣的。
  他整天東跑西顛,看不見他有安分的時候。攝影部辦青年記者培訓班,請他講講采訪社會新聞的体會,早就跟他打過招呼,但從不見他坐下來准備,辦班的人提醒了几次,果然准時上講台,帶著厚厚的講稿還有若干張卡片。從中國講到外國,從魯迅講到黑格爾,旁征博引,滔滔不絕,有理論,有實踐,令听課的老少同行折服。
  講課的時候,离他去巴格達還有五天,他在課堂上說,要去巴格達,要當卡帕,最好是單身男青年,別結婚。
  如果你因此相信了他是預見有巴格達之行,才沒談戀愛,甚至以為他會為事業抱獨身主義,那可就上當了。
  他剛來新華社那年,有人給他介紹對象。當時兩伊戰爭還沒結束,他整天嚷嚷要去貝魯特。他問介紹人,姑娘有尼康嗎?她能去貝魯特嗎?具備這兩條,我就同意。態度挺誠懇,气得介紹人罵他傻瓜。他笑嘻嘻的,好像真有點傻。
  裝傻,是他應付難題的絕招,這招數到巴格達還真用上了。臨戰的巴格達,不許任何外國記者隨便拍照,背相机上街被視為“違法”。老百姓不懂英語,他不會阿語,除了“西尼夏比撒狄克“(中國記者好朋友),說完這句話,就沖人家傻笑。老百姓莫名其妙,看他樣子和气,便朝他友好地揮揮手,不再糾纏。
  在巴格達机場采訪聯合國秘書長時,他又一次靠裝傻得逞。軍警命令所有記者列隊進入一間屋子与德奎利亞爾見面。他俯首听命,規規矩矩,趁其不備,一個急轉身,邁腿跨過欄杆,几步小跑,追上秘書長一行,緊貼著貴賓往里走。這回真的是后有追兵,他卻佯裝不知,搶到最好的位置,拍到令美聯、共同記者望塵莫及的鏡頭。
  有道是大智若愚。識不透他的狡黠才真是犯傻。
       (本文原載《人民攝影》1991年2月13日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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