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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慎和大膽可以交替表現，但不可同時表現。” 一丘吉爾 1988年，新華社攝影部送我到湯姆森國際新聞培訓中心學習。筆試之后是口試，該中心主任鮑勃·希區科克親自主考。老鮑勃問我為什么來這里學習，我回答說，我從未想過到這儿來，全是我老板硬逼著我來的。老鮑勃大惑不解，問我想去哪儿，我從牙縫里迸出“Beirut（貝魯特）”。想不到老鮑勃一听竟跳了起來，用缺了指頭的右手指著我：“嘿！小子！我就要把你訓練得能去貝魯特。” 以后我才知道，老鮑勃參加過第二次世界大戰，年輕時曾是個大出風頭的戰地記者。几個月后，當我從湯姆森畢業時，老鮑勃竟主動為我寫了一封硬得不能再硬的推荐信，聲稱要推荐中國最好的新聞攝影師到英國艦隊街上學。可我由于要到秦岭拍野生熊貓而作罷。 老鮑勃教了我許多皮肉上磨煉出來的絕招，如面對開槍的軍警應往人多的地方鑽之類，并危言聳听地警告我，好記者不僅要能快速到達現場，還得善于對付新聞檢查。果然不出兩年，從北京到巴格達，老鮑勃的預言我全碰上了。 1990年12月23日，當我飛抵巴格達之時，由于戰爭迫近，新華社巴格達分社的電傳机已被切斷，文傳机也因与伊拉克規定的型號不符而停止使用，首席記者老朱急得原地打轉，寫好的稿子就是發不出去。至于我的圖片發稿則更是困難万分，首先我得將放大好的10寸標准傳真照片打好英文說明，送到伊拉克政府新聞部，經審查合格后再送至伊拉克通訊社圖傳室，由伊通社圖傳室向伊拉克郵電部要國際長途，再傳至新華社巴黎分社，經新華社巴黎分社傳回北京。 由于巴格達情況特殊，對于所有會引起麻煩的敏感題材，我盡量擦著邊走。戰爭一触即發的緊張气氛迫使每個記者都格外謹慎。對于伊拉克新聞部組織拍照的諸如每日一次的反美游行，作為“雅嘿”（兄弟）我場場必到，以博得好感。面對新聞檢查，光憑勇敢和誠實遠遠不夠，見机行事的机敏及對你所在國家政局的了解，對該國實力派發自內心的尊重是必不可少的。 戰爭爆發后，伊拉克規定記者發稿只許用英文和阿拉伯文，因為新聞審查官只會這兩种文字。未經伊拉克新聞部審查的任何稿件都不得播發。我送審的所有照片都本著同情伊拉克人民的苦難、譴責戰爭的罪惡、爭取國際社會幫助受戰禍迫害的伊拉克人民、絕對遵守伊拉克政府各項政策的立場，固此沒惹什么麻煩。我成了地地道道的墨家學派，四處兜售“非攻”。 在与巴格達敵對的特拉維夫，戰時新聞檢查制度更加完備。在特拉維夫希爾頓飯店一樓大廳，專門設有以色列政府新聞部、以色列國防軍發言人和新聞檢查官三個彼此獨立的辦公室。在這里，記者可以用任何文字發稿，但必須將稿件內容用希伯來文或英文扼要匯報給著軍裝的新聞檢查官。待著軍裝的新聞檢查官審核后，蓋上一個長方形的紫色圖章并簽上姓名才能發出。 以色列是個標榜新聞自由的國家，其新聞檢查更側重于軍事意義。記者采寫的所有稿件不許涉及与軍事有關的地名、數字等，例如對所有“飛毛腿”導彈命中的目標都只許說“擊中以色列中部某地”，以防止伊拉克根据新聞報道提供的信息，校正“飛毛腿”彈道導彈的發射軌跡。据我的以色列朋友奧麗特小姐介紹，大名鼎鼎的美國廣播公司就因報道了“飛毛腿”導彈命中特拉維夫某地而被勒令停止采訪，直到在電視節目中“向全体以色列人民公開道歉”后才獲准恢复正常工作。 戰爭爆發后，美制“愛國者”式反彈道導彈出盡了風頭。我一直想拍特拉維夫城外的美軍愛國者導彈陣地，可又不敢貿然行事。我找到設在特拉維夫希爾頓飯店一樓的以色列國防軍新聞發言人，請求拍攝“愛國者”，可新聞發言人聲稱這類軍事目標嚴禁拍照，任我力陳“愛國者”導彈神奇的新聞性就是毫無效果。最后我說：“我的朋友、台灣電視台的朱增有就拍過‘愛國者’。我之所以不能拍是不是因為我來自北京。”這個軍官听罷，像被蝎子蜇了一下連連搖手：“我絕不是這個意思，台灣人可能是偷拍的。”這位發言人竟建議我也去偷拍，不過千万別把周圍的環境拍進去，如果暴露“愛國者”導彈部署的位置，那麻煩就大了。 我和法國Les't Republican的Charles laprevoto驅車到城外，可還沒等靠近“愛國者”陣地外圍的鐵絲网，就被巡邏兵發現，偷拍計划流產。當日下午，我和日本記者村田信一再度前往。成群的“愛國者”導彈四枚一組裝在巨型發射車上，昂首而立，每十余台發射車排成一個足球場大小的方陣。這次我們學乖了，村田用佳能新F—1机身十FN馬達十300F4，我用尼康FM2机身十MD12馬達十80∼200F4，隔著出租車的玻璃一通掃射，反正老鮑勃教導我們“新聞价值決定照片質量”。 急急忙忙跑回住處，我用肩膀撞開門，甩掉鞋，沖膠卷時緊張得直哆嗦。草草定影水洗，可膠卷上的“愛國者”導彈結像太小，任我把放大机机頭提到頂，偌大的“愛國者”發射架在照片上還不夠指甲蓋大。我只好把提到頭的放大机搬到洗臉池上，再摞上一把椅子，掉過頭來趴在地板上舖平相紙，總算放了張只有“愛國者”導彈、沒有任何環境的10寸傳真照片。 待我興沖沖捧著這張10寸傳真照片、赶到特拉維夫希爾頓飯店一樓新聞檢查辦公室時，只見村田信一正站在那里發呆。原來村因那卷用300mm鏡頭拍的反轉片因“暴露導彈陣地的環境”而沒能通過新聞檢查。村田說我那用200mm鏡頭拍的則更不在話下。可當他看到我用放大机頂天立地放出的照片時，竟气得大哭起來，我坏笑著勸村田，拍負片有拍負片的好處。我的照片順利地通過了檢查，當天傳到了北京，《解放軍報》立即刊登了這張照片，這是首張出自中國人之手的“愛國者”照片。 在特拉維夫“飛毛腿”導彈的襲擊下，我結識了許多勇敢風趣的西方記者。他們大多智力超群，雄心勃勃，經驗丰富，不僅愛錢更愛榮譽，有強烈的職業自豪感。對他們來說，僅千把塊的普利策獎遠比六位數的年薪更重要。這些人對付新聞檢查有著丰富的經驗。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約翰·海古德說：“在危險襲來之際，自始至終的鎮定是絕對必要的，這种鎮定建立在經歷了多次九死一生的基礎上。有人說我勇敢，那是瞎說。臨危不懼不是膽量問題，而是經驗問題。好記者每戰胜一次危險，就對自己的能力增強一份信心。這又刺激他去投入到下一場危險之中。” 2月11日夜，我第二次拍到“愛國者”導彈划破夜空迎擊“飛毛腿”，前一次我用萊卡M—4十35mm鏡頭F1.4、1/2秒，拍到的“愛國者”導彈划破長空的彈道軌跡由于太短，被新華社攝影部值班室的老歐槍斃。在電話里，老歐說若用B門會更好些，但叮囑我千万別再站在樓頂上拍導彈了。可我賊心不死，這次還用萊卡M—4十35mm鏡頭F1．4，B門，總算拍到了這一恐怖的夜景。 等警報解除、文字記者朱界飛從掩蔽部跑出來看我是否肢体完好時，我早已沖完膠卷并放好了一張傳真照片。放照片時我故意讓底片藥膜朝上，這樣放出的照片就成了一張影像相反的照片，使人無法根据“愛國者”導彈的飛行軌跡推算出愛國者導彈的位置，以免給以色列人民帶來災難。來不及關閉放大机，我和文字記者朱界飛跑到一樓大廳，他去查看外國通訊社如何報道剛才的空襲，我則提著美聯傳真机沖進新聞檢查辦公室。令人遺憾的是辦公室空無一人，估計躲避空襲的檢查官還沒從避彈室回來。我拎著水淋淋的照片沖到電話机旁，邊裝我的美聯圖片傳真机，邊撥008613073426（這是當年的新華社傳真照片接口）北京新華社，我朝听筒中的袁滿怒吼：“袁滿，快收！”美聯社傳真机飛速旋轉起來，水珠洒了我一眼鏡，我這才大松了一口气。因為這种老式的美聯圖片傳真机沒有監控，滾筒一轉誰也看不到滾筒上發的是什么東西。我又做了個局，將几張前一天通過檢查已蓋章簽字的照片擺在一旁，仿佛傳真机上傳的是它們中的一張，然后提心吊膽地守著我的寶貝照片。可就在這張“愛國者”截擊“飛毛腿”的照片即將傳完、滾筒行將停下來時，一名新聞檢查官突然撞了進來，他走到我面前，隨手翻看我扔在桌子上的照片，笑著問我為什么拍了這么多男女士兵接吻、摟抱的照片，我說因為我還沒有女朋友，挺羡慕他們的。說話時我的心已提到嗓子眼儿。在這關鍵時刻，一向沉穩得讓我著急的文字記者朱界飛踱著方步搖搖擺擺進來了，我頓時像老羊倌見到了毛主席。我面帶微笑不動聲色地用北京俚語快速地說：“快他媽讓他走，我要河北省‘完’縣了。”朱界飛手持稿子，指指點點把眼前的瘟神請了過去。我的圖傳机也恰在此時戛然而止。待到這位檢查官回過身來看我時，我早已換上了另一張照片。 就在我得意忘形跑回住所時，現實殘酷得讓我流淚。我剛才忙于放照片，把那張水淋淋的底片始終藥膜朝上卡在放大机集光箱下，現在已烤得起了泡。可我硬挺著沒趴下。我記得1944年6月6日諾曼底登陸時的羅伯特·卡帕也碰上過這么一回。 ------------------ 一鳴掃描，雪儿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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