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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勞動与樂觀

  經過這次參觀,我深信新社會的大門對我是敞開著的,問題就看我自己了。
  我滿怀希望地邁進了一九五八年。這時我已經有了樂觀情緒。這种情緒最早的出現,是在一九五七年秋季抬煤的時候。
  每年秋季,管理所就大量地運來煤炭,一部分准備冬季取暖,一部分制成煤磚供蔬菜溫室使用。我們冬季吃的青菜都是自己暖房生產的。
  從前每次搬運煤炭和制作煤磚都用不著我們,我們從這年起才開始參加這項勞動。這時我的体質与往年大不相同了。在本組里我和老王、蒙古族老正与一個偽將官年歲較小,凡是重活大都由我們四個人做,我因此得到了鍛煉,体質有了顯著的增強,從前的毛病已全部消失。在制作煤磚的勞動中,我擔任的是比較費力气的抬煤工作。這天因為所長和一些干部都來參加制作煤磚,大伙干得特別起勁。臨完工,我和老憲又多抬了三滿筐。
  交工具的時候,我听見王看守員對一個同伴說:
  “我看溥儀干活是實在的。他不挑顯眼的干。”
  我和老憲放下煤筐,到樹權上拿衣服穿,所長笑著問我:
  “溥儀,你的肩膀行不行?”
  我看看肩膀,回答說:“不痛不腫,只略有點紅。”
  “你現在的飯量怎樣?”
  “干飯三大碗,大餃子可以吃三十多個。”
  “不失眠了?”
  “躺下就睡著,什么病也沒有了。”
  在場的人不論是所方人員還是伙伴們,全沖我樂起來。顯然,這是和從前完全不同的笑聲。我覺得受譏笑的日子已成為過去了。
  我這時在其他方面,也有了進步,例如學習《政治經濟學》和《歷史唯物主義》,并不像從前那樣吃力了,在自己的衣物整洁方面,跟別人的距离也大大縮小了。不過,我最有信心的還是勞動。只要不叫我做那些像扎紙花之類的細巧活,我的成績總是第一流的。即使是理論學習成績最好的人,都不免在這方面對我表示羡慕。
  伙伴們的羡慕和我的信心的增長,与其說是由于勞動觀點的樹立,還不如說是由于社會上新出現的勞動風气的啟示。從一九五七年末開始,我們就從報紙、家信以及所內人員的各种新動態上覺出了一种新風气,好像人人都在爭著參加体力勞動,把体力勞動看做是最光榮的事。數以万計的干部上山下鄉了,學校里增加了勞動課,出現了各式各樣的短期義務勞動的隊伍。在所里,我們不但看到了干部們做煤磚,而且看到所長和科長們在廚房里洗菜、燒火,以及在南道里挑送飯菜。每天清晨,我們還沒起床,院子里就傳來了木制車輪聲和車上的鎬、掀撞擊聲。這种聲音告訴我們,所長和干部們已經出門到后山開荒去了。這一切都在啟示我們說:在新社會里,勞動是衡量人的一項標准,當然,在改造中更不能例外。
  我忘記了是誰告訴過我,許多人都錯誤地把勞動看做是上帝對人類的懲罰,只有共產党人才正确地把勞動看做是人類自己的權利。我當時對任何神佛都已喪失了興趣,看不出勞動和上帝有什么關系。我們每個人都能看出,勞動對于共產党人來說,确實是一件很自然的事。記得有一次我們清除一堆垃圾,文質彬彬的李科員從這里走過,順手拿起一把鐵掀就干起來,干得比我們既輕快又麻利,而且一點不覺得多余。
  一九五八年,勞動之受到重視,勞動之成為熱潮,給我們的感受就更深了。我從北京的來信中,知道了許多新鮮事。從來悶在家里不問外事的二妹,參加了街道上的活動,興高采烈地籌備著街道托儿所,准備幫助參加勞動的母親們看管孩子。在故宮里工作的四妹參加了德胜門外修湖的義務勞動,被評為“五好”積极分子。三妹夫和三妹都參加了區政協的學習。老潤和區政協的老頭們參加了十三陵水庫工程的勞動,這些人的年齡加起來有七百六十六歲,工地上就稱他們為“七六六黃忠隊”,他因為一件先進經驗的創造而得到了表揚。五妹夫老万和五妹,以自豪的口吻報道大儿子的消息,這個學地質的大學生參加了關于利用冰雪問題的科學研究工作,作為向自然進軍的尖兵,正在向祖國西北一座雪峰探險攀登。几個侄子和大李都有了工作,在市郊農場做了生產小隊長。到處是勞動,到處是歡騰,到處是向自然進軍的戰鼓聲。人人都為了改變祖國的落后面貌的偉大歷史運動,貢獻出自己的一份力量。伙伴們收到的家信中反映的气氛全是如此。后來,大家知道了毛主席和周總理以及部長們都參加了十三陵水庫的勞動,簡直就安靜不下來了,一致向所方和學委會提出,要求組織生產勞動。
  所方滿足了大家的要求,先試辦了一個電動机工厂,制造小型電動机。后來因為這种生產很有前途,而我們一所的人力既弱又少,又轉交給三所、四所的蔣介石集團戰犯去辦,另給我們安排其它的勞動。這次的安排,是按照各人的体質和知識等條件,并且是從培養生產技能著眼的。我們共編成五個專業組,即畜牧組、食品加工組、園藝組、蔬菜与溫室組和醫務組。我和老元、老憲、老曲(偽滿四平省長)、老羅(偽滿駐外使節)五人被編入醫務組。我們的工作是每天掃除醫務室,承擔全部雜務和一部分醫務助理工作,邊做邊學,另外每天有兩小時的醫學課程,在醫務室溫大夫的輔導下,自己讀書和集体討論。我的四個同學都當過醫生,三人复習西醫,老羅和我學的是中醫。此外,針灸是五人的共同課。分組勞動了一段時間,我又有了新的信心。
  我初到醫務組時,醫務助理業務遠不如那四位同學。我制作外科用的棉球時,做得活像從舊棉絮里揀出來的;我量血壓時,注意了看表就忘了听听診器,或者顧了听又忘了看;我學習操縱血壓電療器械時,起先老是手忙腳亂,總弄不好。只有在干雜活、用体力時,我比他們每人都強。后來,我下定決心非學好業務不可。大夫或護士教過了我,我再找同學們請教,同學們教過了,我獨自一人又不停地練習。這樣學了一段時間,醫務助理業務慢慢地弄會了。那時每天有個日本戰犯來電療,每次完畢之后,他總是向我深深一躬到地,并且說:“謝謝大夫先生。”我不禁高興地想,固然我的白罩衣和眼鏡可能引起了誤會,但是這也說明我的操作技術得到了患者的信任。第一個學程終了,溫大夫對我們進行了測驗,結果我和別人一樣地得了個滿分。
  在試制電動机的時候,我曾遇到過很堵心的事。電動机的生產分組名單,是學委會提出的。自老万、小瑞等人釋放后,大家新選了前偽滿總務廳次長老韋、溥杰、老王和兩個偽將官為委員,老韋為主委。凡是帶技術性的工作,這個學委會都不給我做,帶危險性的也不給我做,纏線圈怕我纏坏,鑄鐵怕我出事故,結果只把一項最簡單的工作交給我,讓我跟几個老頭搗焦炭——把大塊焦炭搗成小塊。我把這看做是對我的輕視,交涉几次都沒結果。現在,我把醫務助理業務學得跟別人一樣了,連那個治高血壓的日本人都把我誤認成大夫,第一次測驗又得了個滿分,相信自己并不十分笨,這樣地學下去,自信必能學得一技之長,沒有四百六十八件珍寶,自信照樣能生活。
  有一天,我要求見所長。這時老所長已經調了工作,這里成了他兼管的單位,不常來上班,接見我的是一位姓金的副所長。這位年輕的副所長精通日文,原是專管日本戰犯的,日本戰犯大批遣送回國后,他照顧了全所的工作。我對他說:
  “我交出的那批首飾,政府應該正式收下來了。存條我也早丟掉了。”
  我以為副所長對這件事的過程未必清楚,想從頭再說一遍,不料他立刻笑著說:
  “這件事我知道。怎么,你已經有了自食其力的信心了?”
  這天,我用了一整天的時間講了四百六十八件珍寶(這些東西后來進了陳列室)的每件的來歷,由一位文書人員做了記錄。完成了這件工作,我走到院子里,渾身輕松地想:
  “副所長的那句話,無疑的是一句寶貴的鑒定。看來,我進步的不錯吧?快到了做個正經人的那天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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