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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不可衡量的人

  一九五六年春節后,有一天所長給我們講完了國內建設情況,向我們宣布了一項決定:
  “你們已經學完了關于第一個五年計划、農業合作化、手工業和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一系列的文件,你們從報上又看到了几個大城市私營企業實現了公私合營的新聞,你們得到的關于社會主義建設的知識還僅限于是書本上的。為了讓理論學習与實際聯系起來,你們需要看一看祖國社會上的實況,因此政府不久將要組織你們到外面去參觀,先看看撫順,然后再看看別的城市。”
  這天管理所里出現了從來沒有過的愉快气氛,許多人都感到興奮,還有人把這件事看做是釋放的預兆。而我卻与他們不同,我想這對他們也許是可能的,對我則決無可能。我不但對于釋放不敢奢望,就是對于拋頭露面的參觀,也感到惴惴不安。
  這天下午,在花畦邊上,我听到有人在議論我所擔心的一個問題。
  “你們說,老百姓看見咱們,會怎么樣?”
  “我看有政府人員帶著,不會出什么岔子,不然政府不會讓咱們出去的。”
  “我看難說,老百姓万一激動起來呢?我可看見過,我是小職員出身的。”這是前偽滿興農部大臣老甫說的,他從前做過張作霖軍隊里的小糧襪官。“老百姓万一鬧起來,政府該听誰的呢?”
  “放心吧,政府有把握,否則是不會讓我們去的。”
  這時我們組新任的學習組長,前偽汪政權的外交官老初走了過來,插嘴道:“我想政府不會宣布我們的身份,對不對?”
  “你以為不宣布,人家就不知道?”老元譏笑他,“你以為東北人不認識你就不要緊了?只要東北老百姓認出一個來,就全明白啦!想認出一個來可不難啊!”
  老元的話正說到我心坎上。東北人民從前被迫向“御真影”行禮行了十來年,難道認出我來還費事嗎?
  東北人民那樣恨我,政府怎么就敢相信他們見了我會不激動呢?如果激動起來,會不會向政府要求公審我?老甫問的也對,到那時候“政府听誰的呢?”
  那時,在我心目中,老百姓是最無知的、最粗野的人。我認為盡管政府和共產党決定了寬大和改造政策,老百姓卻是不管這一套的;他們怀著仇恨,發作起來,只會用最粗暴的手段對付仇人。政府那時是不是有辦法應付,我很怀疑。我認為最大的可能,是“犧牲”掉我,以“收民心”。
  許多人都以歡欣鼓舞的心情迎接這次參觀,我卻終日惴惴不安,好像面臨著的是一場災難。我竟沒有料到,我在參觀中所看到的人,所受到的待遇,完全与我想象的相反。
  我在參觀中看到了許多出乎意料的事,我將在下一節中再說,現在我要先說說那几個最出乎意料的、不可衡量的人物。
  第一個是一位普通的青年婦女。她是當年平頂山慘案的幸存者,現在是撫順露天礦托儿所的所長。我們首先參觀的是撫順露天礦。礦方人員介紹礦史時告訴了我們這個慘案。
  撫順露天礦大坑的東部,距市中心約四公里,有一座住著一千多戶人家的村鎮,地名叫平頂山。這里的居民大部分都是窮苦的礦工。日本強盜侵占了東北,撫順地區和東北各地一樣也出現了抗日義勇軍,平頂山一帶不斷地有抗日軍出沒活動。一九三三年中秋節的夜里,南滿抗日義勇軍出擊日寇。襲擊撫順礦的一路抗日義勇軍在平頂山和日寇遭遇,擊斃了日寇楊伯堡采炭所長渡邊寬一和十几名日本守備隊的隊員,燒掉了日寇的倉庫。在天亮以前,抗日義勇軍轉移到新賓一帶去了。
  抗日義勇軍走后,日本強盜竟然決定用“通匪”的罪名,向手無寸鐵的平頂山居民實行報复。第二天,日本守備隊六個小隊包圍了平頂山,一百九十多名凶手和一些漢奸,端著上了刺刀的步槍,挨門挨戶把人們赶出來,全村的男女老幼,一個不留全被赶到村外的山坡上。等全村三千多人全聚齊了,日寇汽車上蒙著黑布的六挺机槍全露了出來,向人群進行了掃射。三千多人,大人和孩子,男人和女人,生病的老人和怀孕的婦女,全倒在血泊里了。強盜凶手還不甘心,又重新挨個用刺刀扎了一遍,有的用皮鞋把沒斷气的人的腸子都踢出來,有的用刺刀划開孕婦的肚子,挑出未出生的嬰儿舉著喊:“這是小小的大刀匪!”
  野獸們屠殺之后,害怕人民的報复,企圖掩尸滅跡,用汽油將六七百棟房子全燒光,用大炮轟崩山土,壓蓋尸体,又用刺网封鎖了四周,不准外村人通過。以后還向周圍各村嚴厲宣布,誰收留從平頂山逃出去的人,誰全家就要替死。那天白天煙塵籠罩了平頂山,夜里火光映紅了半邊天。從此平頂山變成了一座尸骨堆積的荒山。以后,撫順周圍地區流傳著一首悲痛的歌謠:
    當年平頂山人煙茂,
    一場血洗遍地生野草,
    揀起一塊磚頭,
    拾起一根人骨,
    日寇殺死我們的父母和同胞,
    血海深化永難消!
  但是日本強盜殺不絕英雄的平頂山人,也嚇不倒英雄的撫順工人。一個名叫方素榮的五歲小女孩,從血泊里逃出來,被一個殘廢的老礦工秘密收留下。她活下來了,今天她是血的歷史見證人。
  我們后來看完了礦場,輪到參觀礦上福利事業的時候,便到方素榮工作的托儿所去訪問。這天方所長有事到沈陽去了,所里的工作人員向我們談了昨天日本戰犯跟方素榮見面的情形。
  日本戰犯來參觀托儿所,所里的工作人員說:“對不起,我們沒讓所長接待你們,因為她是平頂山人,我們不愿意讓她受到刺激。”日本戰犯差不多都知道平頂山事件,他們听了這話,一時面面相覷,不知如何是好。后來,他們商議了一下,認為應當向這位受到日本帝國主義者災難的人表示謝罪,懇求她出來見一見他們。女工作人員很不愿意,但經他們再三懇求,終于把方所長請來了。
  日本戰犯們全体向她鞠躬表示謝罪之后,請求她把當時的經歷講一講。方素榮答應了。
  “我到現在還記得清清楚楚,”她說,“前前后后都是街坊,爺爺領著我,媽媽抱著我兄弟——他還不會說話。鬼子兵跟漢奸吆喝著說去照相。我問爺爺,照相是什么,爺爺給了我一個剛做好的風車,說別問了,別問了……”
  五歲的方素榮就是這樣隨了全村的人,同做高粱稈風車的爺爺、守寡的媽媽和不會說話的兄弟,到刑場去的。机槍響了的時候,爺爺把她壓在身子底下,她還沒哭出聲便昏了過去。等她醒過來,四周都是血腥,塵煙迷漫在上空,遮掩了天空的星斗。……
  八處槍彈和刺刀的創傷使她疼痛難忍,但是更難忍的是恐怖。爺爺已經不說話了,媽媽和兄弟也不見了。她從尸体堆里爬出來,爬向自己的村子,那里只有余燼和煙塵。她連跑帶爬,爬出一道刺网,在高粱茬地邊用手蒙住臉趴在地上發抖。一個老爺爺把她抱起來,裹在破襖里,她又昏睡過去。
  老爺爺是一個老礦工,在撫順經歷了“來到千金寨,就把舖蓋賣,新的換舊的,舊的換麻袋”的生活,在礦里被鬼子壓榨了一生,弄成殘廢,又被一腳踢出去,晚年只得靠賣煙卷混飯吃。他把方素榮悄悄地帶到單身工人住的大房子,放在一個破麻袋里。這個大房子里二百多人睡在一起,老爺爺占著地頭一個角落,麻袋就放在這里,白天扎著口,像所有的流浪漢的破爛包似的,沒人察覺,到晚上人們都睡下的時候,他偷偷打開麻袋口,喂小姑娘吃喝。但這終不是長久之計,老爺爺問出她舅舅的地址,裝出搬家的模樣,挑起麻袋和煙卷箱子,混過鬼子的封鎖口,把她送到不遠一個屯子上的舅舅家里。舅舅不敢把她放在家里,只好藏在野外的草堆里,每天夜里給她送吃喝,給她調理傷口。這樣熬到快要下雪的時候,才又把她送到更遠的一個屯子的親戚家里,改名換姓地活下來。
  從心靈到肌膚,無處不是創傷的方素榮,怀著异常的仇恨盼到了日本鬼子投降,但是撫順的日本守備隊換上了國民党的保安團,日本豢養的漢奸換上了五子登科的劫收大員,大大小小的騎在人民頭上的貪官污吏。流浪還是流浪,創傷還是創傷,仇恨還是仇恨。舊的血債未清,新的怨仇又寫在撫順人民的心上。為了對付人民的反抗,蔣介石軍隊在這個地區承繼了日本強盜的“三光政策”,災難重臨了方素榮的家鄉。方素榮又煎熬了四個年頭,終于等到了這一天,她的家鄉解放了,她的生命開始見到了陽光。党和人民政府找到了她,她得到了撫養,受到了教育,參加了工作,有了家庭,有了孩子。現在她是撫順市的一名勞動模范。
  今天,這個在仇恨和淚水中長大的,背后有個強大政權的人,面對著一群對中國人犯下滔天罪行的日本戰犯,她是怎樣對待他們的呢?
  “憑我的冤仇,我今天見了你們這些罪犯,一口咬死也不解恨。可是,”她是這樣說的,“我是一個共產党員,現在對我更重要的是我們的社會主義事業,是改造世界的偉大事業,不是我個人的恩仇利害。為了這個事業,我們党制定了各項政策,我相信它,我執行它,為了這個事業的利益,我可以永遠不提我個人的冤仇。”
  她表示的是寬恕!
  這是使几百名日本戰犯頓時變成目瞪口呆的寬恕,這是使他們流下羞愧悔恨眼淚的寬恕。他們激動地哭泣著,在她面前跪倒,要求中國政府給他們懲罰,因為這种寬恕不是一般的寬恕。
  一個普通的青年婦女,能有如此巨大的气度,這實在是難以想象的。然而,我親身遇到了還有更難以想像的事。假定說,方素榮由于是個共產党員、工作干部,她的職務讓她必須如此(這本來就是夠難于理解的),那么台山堡農村的普通農民,又是由于什么呢?
  台山堡是撫順郊區一個農業社的所在地。第二天早晨,在去這個農業社的路上,我心中一直七上八下,想著檢舉材料上那些農民的控訴,想象著怀著深仇的農民將如何對待我。我肯定方素榮對戰犯所做到的事,“無知”而“粗野”的農民是決做不到的。昨天在撫順礦區曾遇到一些工人和工人家屬,對我們沒有什么“粗野”的舉動,甚至于當我們走進一幢大樓,參觀工人宿舍時,還有一位老太太像待客人似地想把我讓進地板擦得甑亮的屋子。我當時想,這是因為你不知道我們的身份,如果知道了的話,這些文明禮貌就全不會有了。昨天參觀工人養老院時,所方讓我們分頭訪問老人們。這都是當了一輩子礦工或者因工傷殘廢被日本人從礦里踢了出來的人,他們無依無靠,流浪街頭,支持到撫順解放時,只剩了一口气。人民政府一成立,就搶救了他們,用從前日本人的豪華旅店改做這個養老院,讓他們安度晚年。他們每天下棋、養花、看報,按自己的興趣進行各項文娛活動。我和几個伙伴訪問的這位老人,向我們談了他一生的遭遇,那等于一篇充滿血淚和仇恨的控訴書。听他說的偽滿政權下礦工們的苦難,我一面感到羞恥,一面感到害怕。我生怕他把我認了出來,因此一直躲在角落里,不敢出聲。我當時曾注意到,老人的這間小屋的牆上,沒有工人宿舍里的那些男女老少的照片,只有一張毛主席的像。顯然,老人在世上沒有一個親人,即使有,也不會比這張相片上的人對他更親。但是毛主席的改造罪犯的政策,在他心里能通得過嗎?至少他不會同意寬大那些漢奸吧?
  在第一天的參觀中,每逢遇到人多的地方,我總是盡量低著頭。我發現并非是我一人如此,整個的參觀行列中,沒有一名犯人是敢大聲出气的。在撫順曾督工修造日本神廟的大下巴,更是面如死灰,始終擠到行列中心,盡量藏在別人身后。我們到達台山堡的時候,簡直沒有一個人敢抬起臉來的。我們就是這樣不安地听了農業社主任給我們講的農業社的歷史与現況,然后,又隨著他看了新式農具、養雞場、蔬菜暖房、牲口棚、倉庫等處。我們一路上看到的人不多,許多社員都在田間勞動。在參觀的几處地方遇到的人,態度都很和善,有的人還放下手中的活,站起來向我們打招呼。我慶幸著人們都沒把我認出來,心里祝愿能永遠如此。但是到最后,當我訪問一家社員時,我就再也無法隱藏我自己了。
  我同几個伙伴訪問的這家姓劉,一共五口人,老夫婦倆參加農業勞動,大儿子是暖窖的記賬員,二儿子讀中學,女儿在水電站工作。我們去的時候只有劉大娘一個人在家。她正在做飯,看見社干部領著我們進來,忙著解下圍裙,把我們讓進了新洋灰頂的北房。她像對待真正的客人似的,按東北的風俗讓我們進了里間,坐上炕頭。我坐在炕邊上,緊靠著西牆根一個躺柜,柜面上擺著帶有玻璃罩的馬蹄表,擦得晶亮的茶具,對稱排列的瓷花瓶和茶葉缸。
  陪我們來的一位社干部沒有告訴劉大娘我們是什么人,只是對她說:“這几位是來參觀的,看看咱們社員的生活,你給說說吧!”劉大娘不擅長詞令,但是從她斷續而零散的回憶中,我還是听出了這個早先种著七畝地的七口之家,在偽滿過的原是像乞丐一樣的生活。“种的是稻子,吃的卻是橡子面,家里查出一粒大米就是‘經濟犯’,稻子全出了荷。听說街上有個人,犯病吐出的東西里有大米,叫警察抓去了。……一家人穿的邋里邋遢。可還有不如咱家的,大姑娘披麻袋。有一年過年,孩子肚子里沒食,凍的別提,老頭子說,咱偷著吃一回大米飯吧,得,半夜警察進屯子啦,一家人嚇得像啥似的。原來是抓差,叫去砍樹、挖圍子,說是防胡子,什么胡子,還不是怕咱們抗日聯軍!老頭子抓去了。這屯子出勞工就沒几個能活著回來的。……”
  正說著,她的儿子回來了。他的個子很小,仔細一看,才知道他的腿很短,原是個先天殘廢的人。他回答了我們不少問題,談到過去,這個青年在舊社會里,先天的殘廢使他就像一只狗似地活著,如今他卻做了暖窖的記賬員,像別人一樣尊嚴地工作著。我從這不到三十歲的人的眼睛里,看到了對過去生活的仇恨和忿怒。但是,當話題一轉到今天的生活,他和母親一樣,眼神和聲調里充滿了愉快和自信。他和母親不同的地方,是談家里的事比較少,而談起了社里的暖房蔬菜的生產,則是如數家珍。這個社的蔬菜,主要是供應市區需要,不分四季,全年供應;蔬菜品种大部分是解放前沒有的。當他歷數著西紅柿、大青椒等等品种的產量時,他母親攔過了話頭,說他們這一家從前不用說沒見過西紅柿,就連普通的大白菜也難得吃到。由蔬菜又談到從前吃糠咽菜的生活,劉大娘順手拉開屋角的一只瓮蓋,讓我們看看里面的大米。這時儿子不禁笑起來,說:“大米有什么可看的?”她立刻反駁道:“現在沒什么可看的,可是你在康德那年頭看見過几回?”
  劉大娘的這句話,沉重地打在我的心上。
  我剛走進這家人的房門時,還擔心著是不是會有人問起我的姓名,而現在,我覺得如果在跨出這個房門之前再不說出自己的姓名,那簡直是不可饒恕的欺騙。
  我站立起來,向著劉大娘低頭說:
  “您說的那個康德,就是偽滿的漢奸皇帝溥儀,就是我。我向您請罪。……”
  我的話音未完,同來的几個偽大臣和偽將官都立起來了。
  “我是那個抓勞工的偽勤勞部大臣……”
  “我是搞糧谷出荷的興農部大臣……”
  “我是給鬼子抓國兵的偽軍管區司令……”
  ……
  那老大娘呆住了。顯然這是出乎她意料的事。即使她知道來參觀的是漢奸犯,也未必料到我們的姓名和具体的身份,即使她知道我的姓名、身份,也未必料到會向她請罪,請她發落。……
  她怎樣發落?痛罵吧?痛哭吧?或者走出去,把鄰居們都叫來,把過去的死難者的家屬都找來,共同地發泄一番怒气吧?
  不。她歎息了一聲。這是把凝結起來的空气和我的心髒融化開來的歎息:
  “事情都過去了,不用再說了吧!”她擦擦眼淚,“只要你們肯學好,听毛主席的話,做個正經人就行了!”
  原來我們是默默地垂淚,听了這句話,都放聲哭出來了。
  “我知道你們是什么人。”半晌沒說話的儿子說,“毛主席說,大多數罪犯都能改造過來。他老人家的話是不會錯的。你們好好改造認罪,老百姓可以原諒你們!”
  這兩個普普通通的農民,被我想象成“粗野的、無知的、容易激動地發泄仇恨而又根本不管什么改造和寬大”的農民,就是這樣地寬恕了我們!
  這是如此偉大的、不可能用我的標尺加以衡量的人。
  我用最卑鄙、最可恥的坏心去揣度他們,而他們卻用那么偉大、那么高貴的善心對待我們。
  他們是今天當家做主的人,強大的政府和軍隊——共產党所領導的巨大力量全部站在他們身后,他們面前是對他們犯了滔天罪行的罪犯,而他們卻給了寬恕!
  他們為什么那樣相信党和毛主席?他們怎么能把党的改造罪犯政策從心底上接受下來呢?而共產党和人民政府為什么那樣相信人民,相信他們一定會接受它的政策?
  這一次的參觀也給了我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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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凡公益圖書館掃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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