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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庄士敦

  我第一次看見外國人,是在隆裕太后最后一次招待外國公使夫人們的時候。我看見那些外國婦女們的奇裝异服,特別是五顏六色的眼睛和毛發,覺得他們又寒愴,又可怕。那時我還沒看見過外國的男人。對于外國男人,我是從石印的畫報上,得到最初的了解的:他們嘴上都有個八字胡,褲腿上都有一條直線,手里都有一根棍子。据太監們說,外國人的胡子很硬,胡梢上可以挂一只燈籠,外國人的腿根直,所以庚子年有位大臣給西太后出主意說,和外國兵打仗,只要用竹竿子把他們捅倒,他們就爬不起來了。至于外國人手里的棍子,据太監說叫“文明棍”,是打人用的。我的陳寶琛師傅曾到過南洋,見過外國人,他給我講的國外知識,逐漸代替了我幼時的印象和太監們的傳說,但當我听說要來個外國人做我的師傅的時候,我這個十四歲的少年仍滿怀著新奇而不安之感。
  我的父親和中國師傅們“引見”雷湛奈爾德·約翰·弗萊明·庄士敦先生的日子,是一九一九年三月四日,地點在毓慶宮。首先,按著接見外臣的儀式,我坐在寶座上,他向我行鞠躬禮,我起立和他行握手禮,他又行一鞠躬禮,退出門外。然后,他再進來,我向他鞠個躬,這算是拜師之禮。這些禮都完了,在朱益藩師傅陪坐下,開始給我講課。
  我發現庄士敦師傅倒并不十分可怕。他的中國話非常流利,比陳師傅的福建話和朱師傅的江西話還好懂。庄師傅那年大約四十歲出頭,顯得比我父親蒼老,而動作卻敏捷靈巧。他的腰板根直,我甚至還怀疑過他衣服里有什么鐵架子撐著。雖然他沒有什么八字胡和文明棍,他的腿也能打彎,但總給我一种硬梆梆的感覺。特別是他那雙藍眼睛和淡黃帶白的頭發,看著很不舒服。
  他來了大概一個多月之后,一天他講了一會書,忽然回過頭去,惡狠狠地看了立在牆壁跟前的太監一眼,漲紅了臉,忿忿地對我說:
  “內務府這樣對待我,是很不禮貌的。為什么別的師傅上課沒有太監,惟有我的課要一個太監站在那里呢?我不喜歡這樣。”他把“喜”的音念成see,“我不喜歡,我要向徐總統提出來,因為我是徐總統請來的!”
  他未必真的去找過總統。清室請他當我的師傅,至少有一半是為著靠他“保鏢”,因此不敢得罪他。他一紅臉,王爺和大臣們馬上讓了步,撤走了太監。我感到這個外國人很厲害,最初我倒是規規矩矩地跟他學英文,不敢像對中國師傅那樣,念得膩煩了就瞎聊,甚至叫師傅放假。
  這樣的日子只有兩三個月,我就發現,這位英國師傅和中國師傅們相同的地方越來越多。他不但和中國師傅一樣恭順地稱我為皇上,而且一樣地在我念得厭煩的時候,推開書本陪我閒聊,講些山南海北古今中外的掌故。根据他的建議,英文課添了一個伴讀的學生。他也和中國師傅的做法一模一樣。
  這位蘇格蘭老夫子是英國牛津大學的文學碩士。他到宮里教書是由老洋務派李經邁(李鴻章之子)的推荐,經徐世昌總統代向英國公使館交涉,正式被清室聘來的。他曾在香港英總督府里當秘書,入宮之前,是英國租借地威海衛的行政長官。据他自己說,他來亞洲已有二十多年,在中國走遍了內地各省,游遍了名山大川,古跡名胜。他通曉中國歷史,熟悉中國各地風土人情,對儒、墨、釋、老都有研究,對中國古詩特別欣賞。他讀過多少經史子集我不知道,我只看見他像中國師傅一樣,搖頭晃腦抑揚頓挫地讀唐詩。
  他和中國師傅們同樣地以我的賞賜為榮。他得到了頭品頂戴后,專門做了一套清朝袍褂冠帶,穿起來站在他的西山櫻桃溝別墅門前,在我寫的“樂靜山齋”四字匾額下面,拍成照片,廣贈親友。內務府在地安門油漆作一號租了一所四合院的住宅,給這位單身漢的師傅住。他把這個小院布置得儼然像一所遺老的住宅。一進門,在門洞里可以看見四個紅底黑字的“門封”,一邊是“毓慶宮行走”、“賞坐二人肩輿”,另一邊是“賜頭品頂戴”、“賞穿帶股貂褂”。每逢受到重大賞賜,他必有謝恩折。下面這個奏折就是第一次得到二品頂戴的賞賜以后寫的:
                          臣庄士敦跪
    奏為叩謝
  天恩事。宣統十三年十二月十三日欽奉諭旨:庄士敦教授英文,三年匪懈,
  著加恩賞給二品頂戴,仍照舊教授,并賞給帶膆貂褂一件,欽此。聞
  命之下,實不胜感激之至,謹
  恭折叩謝 皇上 天恩。謹
   奏。
  庄士敦采用《論語》“士志于道”這一句,給自己起了個“志道”的雅號。他很欣賞中國茶和中國的牡丹花,常和遺老們談古論今。他回國養老后,在家里專辟了一室,陳列我的賜物和他的清朝朝服、頂戴等物,并在自己購置的小島上懸起“滿洲國”的國旗,以表示對皇帝的忠誠。然而最先造成我們師生的融洽關系的,還是他的耐心。今天回想起來,這位愛紅臉的蘇格蘭人能那樣地對待我這樣的學生,實在是件不容易的事。有一次他給我拿來了一些外國畫報,上面都是關于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圖片,大都是顯示協約國軍威的飛机坦克大炮之類的東西。我讓這些新鮮玩藝吸引住了。他看出了我的興趣,就指著畫報上的東西給我講解,坦克有什么作用,飛机是哪國的好,協約國軍隊怎樣的勇敢。起初我听得還有味道,不過只有一會儿功夫我照例又煩了。我拿出了鼻煙壺,把鼻煙倒在桌子上,在上面畫起花來。庄師傅一聲不響地收起了畫報,等著我玩鼻煙,一直等到下課的時候。還有一次,他給我帶來一些外國糖果,那個漂亮的輕鐵盒子,銀色的包裝紙,各种水果的香味,讓我大為高興。他就又講起那水果味道是如何用化學方法造成的,那些整齊的形狀是机器制成的。我一點也听不懂,也不想懂。我吃了兩塊糖,想起了檜柏樹上的螞蟻,想讓他們嘗嘗化學和机器的味道,于是跑到跨院里去了。這位蘇格蘭老夫子于是又守著糖果盒子,在那里一直等到下課。
  庄師傅教育我的苦心,我逐漸地明白了,而且感到高興,愿意听從。他教的不只是英文,或者說,英文倒不重要,他更注意的是教育我像個他所說的英國紳士那樣的人。我十五歲那年,決心完全照他的樣來打扮自己,叫太監到街上給我買了一大堆西裝來。“我穿上一套完全不合身、大得出奇的西服,而且把領帶像繩子似地系在領子的外面。當我這樣的走進了毓慶宮,叫他看見了的時候,他簡直气得發了抖,叫我赶快回去換下來。第二天,他帶來了裁縫給我量尺寸,定做了英國紳士的衣服。后來他說:
  “如果不穿合身的西裝,還是穿原來的袍褂好。穿那种估衣舖的衣服的不是紳士,是……”是什么,他沒說下去。
  “假如皇上將來出現在英國倫敦,”他曾對我說,“總要經常被邀請參加茶會的。那是比較隨便而又重要的聚會,舉行時間大都是星期三。在那里可以見到貴族、學者、名流,以及皇上有必要會見的各种人。衣裳不必太講究,但是禮貌十分重要。如果喝咖啡像灌開水,拿點心當飯吃,或者叉子勺儿叮叮當當的響。那就坏了。在英國,吃點心、喝咖啡是Refreshment(恢复精神),不是吃飯……”
  盡管我對庄士敦師傅的循循善誘不能完全記住,我經常吃到第二塊點心就把吃第一塊時的警惕忘得一干二淨,可是畫報上的飛机大炮、化學糖果和茶會上的禮節所代表的西洋文明,還是深深印進了我的心底。從看歐戰畫報起,我有了看外國畫報的愛好。我首先從畫報上的廣告得到了沖動,立刻命令內務府給我向外國定購畫報上那樣的洋犬和鑽石,我按照畫報上的樣式,叫內務府給我買洋式家具,在養心殿裝設地板,把紫檀木裝銅活的炕几換成了抹著洋漆、裝著白瓷把手的炕几,把屋子里弄得不倫不類。我按照庄士敦的樣子,大量購置身上的各种零碎:怀表、表鏈、戒指、別針、袖扣、領帶,等等。我請他給我起了外國名字,也給我的弟弟妹妹們和我的“后”“妃”起了外國名字,我叫亨利,婉客叫伊莉莎白。我模仿他那种中英文夾雜著的說話方法,成天和我的伴讀者交談:
  “威廉姆(溥杰的名字),快給我把Pencil(鉛筆)削好,……好,放在desk(桌子)上!”
  “阿瑟(溥佳的名字),today(今天)下晌叫莉莉(我三妹的名字)他們來,hear(听)外國軍樂!”
  說的時候,洋洋得意。听得陳寶琛師傅皺眉閉目,像酸倒了牙齒似的。
  總之,后來在我眼里,庄士敦的一切都是最好的,甚至連他衣服上的樟腦味也是香的。庄士敦使我相信西洋人是最聰明最文明的人,而他正是西洋人里最有學問的人。恐怕連他自己也沒料到,他竟能在我身上發生這樣大的魅力:他身上穿的毛呢衣料竟使我對中國的絲織綢緞的价值發生了動搖,他口袋上的自來水筆竟使我因中國人用毛筆宣紙而感到自卑。自從他把英國兵營的軍樂隊帶進宮里演奏之后,我就更覺中國的絲弦不堪入耳,甚至連丹陛大樂的威嚴也大為削弱。只因庄士敦譏笑說中國人的辮子是豬尾巴,我才把它剪掉了。
  從民國二年起,民國的內務部就几次給內務府來函,請紫禁城協助勸說旗人剪掉辮子,并且希望紫禁城里也剪掉它,語气非常和婉,根本沒提到我的頭上以及大臣們的頭上。內務府用了不少理由去搪塞內務部,甚至辮子可做識別進出宮門的標志,也成了一條理由。這件事拖了好几年,紫禁城內依舊是辮子世界。現在,經庄士敦一宣傳,我首先剪了辮子。我這一剪,几天功夫千把條辮子全不見了,只有三位中國師傅和几個內務府大臣還保留著。
  因為我剪了辮子,太妃們痛哭了几場,師傅們有好多天面色陰沉。后來溥杰和毓崇也借口“奉旨”,在家里剪了辮子。那天陳師傅面對他的几個光頭弟子,怔了好大一陣,最后對毓崇冷笑一聲,說道:“把你的辮子賣給外國女人,你還可以得不少銀子呢!”
  頂不喜歡庄士敦的,是內務府的人們。那時宮內開支仍然十分龐大,而优待條件規定的經費,年年拖欠。內務府為了籌辦經費,每年都要拿出古玩字畫金銀瓷器去變賣和抵押。我逐漸地從庄士敦口中,知道了里面有鬼。有一次內務府要賣掉一座有一人高的金塔,我想起了庄士敦的話,內務府拿出去的金銀制品,如果當做藝術品來賣都是有很高价值的,可是每次都是按重量賣,吃了很大的虧。据庄士敦說,除非是傻子才這樣干。我把內務府的人叫來,問這個金塔是怎么賣法。果然他們說是按重量賣的,我立刻大發脾气:
  “這除非是傻子才干的事!你們就沒有一個聰明人嗎?”
  內務府的人認為這是庄士敦拆他們的台,他們便想出一個辦法,把金塔抬到庄士敦的家里,說是皇上請他代售。庄士敦立刻看穿了這個把戲,大怒道:“假如你們不拿走,我馬上奏明皇上!”結果是內務府的人乖乖地把金塔抬走了。他們拿庄士敦沒有辦法,因為他既是清室的保鏢,又得到了我的充分信任。
  在毓慶宮的最后一年,庄士敦已是我的靈魂的重要部分。我們談論課外問題,越來越多地占用著上課時間,談論的范圍也越來越廣泛。他給我講過英國王室的生活,各國的政体國情,大戰后的列強實力,世界各地風光,“日不落的大英帝國”土地上的風物,中國的內戰局勢,中國的“白話文運動”(他這樣稱呼五四新文化運動)和西方文明的關系,他還談到了复辟的可能性和不可靠的軍閥態度。……
  有一次他說:“從每种報紙上都可以看得出來,中國人民思念大清,每個人都厭倦了共和。我想暫且不必關心那些軍人們的態度,皇帝陛下也不必費那么多時間從報紙上去尋找他們的態度,也暫且不必說,他們擁護复辟和拯救共和的最后目的有什么區別,總而言之,陳太傅的話是對的,皇帝陛下圣德日新是最要緊的。但是圣德日新,不能總是在紫禁城里。在歐洲,特別是在英王陛下的土地上,在英王太子讀書的牛津大學里,皇帝陛下可以得到許多必要的知識,展開寬闊的眼界……”
  在我動了留學英國的念頭之前,他已給我打開了不小的“眼界”。經過他的介紹,紫禁城里出現過英國海軍司令、香港英國總督,每個人都對我彬彬有禮地表示了對我的尊敬,稱我為皇帝陛下。
  我對歐化生活的醉心,我對庄士敦亦步亦趨的模仿,并非完全使這位外國師傅滿意。比如穿衣服,他就另有見解,或者說,他另有對我的興趣。在我結婚那天,我在招待外國賓客的酒會上露過了面。祝了酒,回到養心殿后,脫下我的龍袍,換上了便裝長袍,內穿西服褲,頭戴鴨舌帽。這時,庄士敦帶著他的朋友們來了。一位外國老太太眼尖,她首先看見了我站在廊子底下,就問庄士敦:
  “那個少年是誰?”
  庄士敦看見了我,打量了一下我這身裝束,立刻臉上漲得通紅,那個模樣簡直把我嚇一跳,而那些外國人臉上做出的那种失望的表情,又使我感到莫名其妙。外國人走了之后,庄士敦的气還沒有消,簡直是气急敗坏地對我說:
  “這叫什么樣子呵?皇帝陛下!中國皇帝戴了一頂獵帽!我的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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