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后一頁 前一頁 回目錄 |
在我采寫這部《中國高考報告》期間，早已听說了很多關于民辦大學的話題，有人甚至對我說：你寫高考不寫民辦大學的現狀就等于少寫了一半。果真是這樣嗎？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我把筆鋒轉向這另一個有意思的問題。 1999年11月23日，我采訪王秀蘭院長的時候，這位在南京名聲很大的“藍天專修學院”常務副院長正好六十歲。王院長說她自己也沒有想到竟然在后半輩子將自己的命運与民辦大學教育系在了一起。想起辦校的往事，王秀蘭院長頗多感慨，甚至有些“不堪回首”的味道。 王秀蘭原先跟教育根本不沾邊，她是航空學會的一位秘書長。顧名思義，在中國的諸多群眾團体中擔任“秘書長”之職的人物，大多是干實事的角色。王秀蘭任職的航空學會是個有很多會員的科技群眾團体組織，她的服務對象大多是那些為國家航空航天事業作出了很多貢獻卻又面臨很多實際問題的科技人員。身為學會“秘書長”的王秀蘭，實際上成為這些科技人員生活和工作中遇到困難与問題時，可以解決些后顧之憂的“老大姐”。王秀蘭因此人緣特好。然而人緣好的人也常常有比別人更難的事。 1977年的一天，好端端的王秀蘭因公延誤了闌尾炎的手術和對長期炎症刺激的治療，后來到醫院一檢查，診斷出來連大夫都嚇了一跳：原來她身上竟然長了八個大瘤子！ “這個女同志是活不長了！”醫生對她單位的領導這樣明确講道。 “盡我們可盡的一切力量吧！”單位領導無奈地吩咐醫院作最后的全力搶救。 在王秀蘭本人多少有所意識的時候，她單位和家人已經為她開始安排后事了。躺在病榻上的王秀蘭知道自己不久將与“閻王”見面———次又一次的手術使她僅有的一點求生欲望變得淡漠。 這一消极心態其實充滿了難以忍受的痛苦与折磨。這一消极心態使王秀蘭与病魔整整斗爭了十年。 就在這過程中的某一天，一對夫婦會員來醫院看望王秀蘭。叫王秀蘭沒有想到的是，這對夫婦會員見了她不是像其他探望者盡說些安心養病、早日康复一類沒用的話，他們竟然見了她就痛哭流涕地請求“王秘書長”想想法子幫助他們家兩個高考落榜的孩子。 “平時我們有什么難事，到王秘書長您這儿一說，您就能幫我們解決。我們孩子上大學的事也只有找您才能有出路……”那對夫婦會員哭著懇求王秀蘭。似乎連他們的“王秘書長”已病入膏育的事也忘了，只是一個勁儿地哭訴著自己的難處。這种“主題錯位”只在很少時候才會發生，那就是對方把所尊敬的人的另一方面看得太重了！ 當時，王秀蘭的心靈确實被深深地震撼了：會員們的心都交給了我們學會！我這個秘書長不為他們解難誰還為他們解難呀？ “放心放心，你們先不要哭了，我一定把你們孩子的事放在心上。”王秀蘭本來是需要別人安慰的，這回她反倒安慰起探訪自己的人來。 “王秘書長，現在孩子上大學太難了，您能不能想想辦法也辦所大學，讓我們這些成天為國家科技工作做事而顧不了家的科技人員的孩子也能上上大學……”那對夫婦俯下身子要向躺在病榻上的王秀蘭下跪。他們被那一雙瘦得皮包骨的手攔住了。 “你們就放下心，只要我王秀蘭有口气，我們這些航空學會會員的子女上大學的事我管到底了！” 王秀蘭是個辦事說一不二的人，平時什么事從不輕易向人承諾，然而這回她向這對夫婦發了一個誓。上天的安排，也許正是這個誓，使王秀蘭奇跡般地從死神那里回到了人間。連她自己至今也不清楚當時怎樣在与病魔長達八年的抗戰歲月后，竟為了“學會會員的孩子能上大學”這么一個信念而完全康复了身体。 “我們科技人員几十年如一日，把全部精力和心思用在了為國家發展事業上，可就因為他們沒有時間照顧指導，現在他們的孩子上不了大學，這是不公平的。所以我要辦大學！”王秀蘭是自己拔掉吊針從醫院里跑出來的。她只身從南京到北京的當時國家教委，見了教委自學考試委員會領導時就這樣說。 教委自考委的官員听后笑了，說我們還沒有碰到你這樣的問題。不過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就是這對通過社會的力量一起把我們正在進行的高等教育自學考試深入加強是一條好路子。 那就從我開始試試。王秀蘭說。 正被“科學的春天”之風吹暖的教委官員們開會碰了一下頭后，明确說：我們看行，試試總還是可以的嘛！ 就這樣，王秀蘭作為中國民辦大學的先驅者之一，帶著滿面春風，從北京回到了南京，乘著暑假的時机，找來四個退休教師，祖了光華門中學的校舍，打出了“航空學會自考大專班”的招牌，開始了招生。 不想，來報名的家長和學生竟然排起了長隊。“不行不行，我們只招航空學會會員的子女！其他人一律不招，對不起，對不起！”王秀蘭沒有想到會出現如此多的報名者，她當時的辦學目的性很明确也很單——只為自己航空學會的家長們解除后顧之憂。 “凡報名的必須持有航空學會會員證啊！”王秀蘭說，她現在想起來仍然感覺當時的情景好笑，一張平時根本不起眼的“航空學會會員證”，在1986年那一年竟然成了南京城里名噪一時的“金招牌”！誰要是能有這張“金招牌”竟可以引以為万分自豪，因為意味著能有一個机會讓自己落榜的孩子重新“上大學”！ “喂喂，你或者你親戚朋友中間有沒有航空學會的人呀？”南京街頭這一年出現了一個奇怪的議題，簡稱“航會”的南京航空學會竟然在一夜之間被廣大市民所熟知。因為就是這樣一張群眾團体的會員證，成了上大學的“通行證”，這是中國教育史上值得記載的一件有意思的事。 它發生在曾為六朝古都的南京。 這一年，王秀蘭以學會名義辦的“自考大專班”一下招了200多名學生，是清一色的航空學會會員的子女。這中間自然有那對哭著懇求王秀蘭辦大學的夫妻的兩個高考落榜孩子。 第一年辦出名后，南京航空學會的“自考大專班”成了眾多想圓大學夢卻入門無路的學生和家長們當時所能看到的惟一一條希望之路。從第二年、第三年起，王秀蘭迫于招生壓力太大，便把本來僅為航空學會子女進出的門敞開了，允許所有的社會學子報名參加。這一下南航大專自考班可真的“火”透了。時至1993、1994年，王秀蘭的學生多達三四千人，南京城東所有中小學、軍內外招待所甚至不少居民閒置房屋全被這些“沒有校園的大學生”給占了。就在這時，王秀蘭意識到，沒有自己的學校名稱和校舍已經無法再繼續發展和管理好這所“沒有圍牆的大學”了，于是經過一番奔波，有關教育部門批准了王秀蘭的自考大專班為“南京航空學會應用技術進修學院”。明白人一看這就是一所由群眾團体管理下的社會民辦院校，可對王秀蘭來說，能有這樣一個含有大學意義的“學院”名稱已經心滿意足了。 是學院，該有學院的校址吧！ 王秀蘭与校委會几位負責同志一商量，把几年辦班積蓄的錢全部掏出來在南京城東小衛街征租了三十二畝地，蓋了建筑面積為15000多平米的校舍。那地方原來是水塘和垃圾堆放處，為了盡可能“少花錢多辦事”，王秀蘭帶領全校教職員工以戰天斗地的奮斗精神，完成了從“游民大學”到有固定校址的艱難歷程。 沒有想到，1994、1995年全國的民辦大學招生出現嚴重下滑，許多曾經火爆一時的比王秀蘭的“專修學院”牌子更要響的民辦大學紛紛關門休學，但身處南京的王秀蘭他們依然“虎踞龍盤今胜昔”。什么原因？最簡單的一條是：已經“升格”為“南京藍天專修學院”的辦學方法和方針，是認認真真按照正規大學來進行的，從學校的硬件，到教材、教師和教學形式、學生管理、畢業分配、學歷考核与頒發證書等，都正正規規，有條有序，有質有量。而這一切絕不是王秀蘭及“藍天人”自己做廣告吹出來的，而是一靠政府的教育部門檢查驗收和專家的評判，二靠直接接受知識的學生來說話。“藍天”有几項數据叫政府的教育部門不得不感到敬佩，那就是他們的畢業率和取得學歷的比例。据說“藍天”辦學以來的十四五年間，入學的學生們拿到大專和本科文憑的占總人數的95％以上。什么都不用多說了，對那些一心想圓大學夢的學生和家長來說，僅憑這一條，“藍天”就是他們想報名上的學校了！ 王秀蘭的“藍天專修學院”早已被人們熟知，它在歷年教育部門組織的社會辦學專項檢查評比中一直名列前茅，并且名揚國內同行業，甚至還吸引過許多公辦大學前來取經學習。 我為什么專挑南京的“藍天”作為反映我國民辦大學的典型？這也是有原因的。1999年9月的一天，我無意中看到《北京晚報》刊發了一則消息，報載一所叫“南京藍天專修學院”錄取了一位名叫程玉云的農家殘疾大學生。11月底的一天，我專程來到南京，見到了這位不幸在儿時的一次事故中失去雙臂的學生。 進教室時，已經下課的同學們都在教室外活動，惟一留下沒有雙臂的程玉云一個人正在打電腦。我平生第一次看到了一個非常令我吃惊的場景：兩袖空空的程玉云正用赤著的雙腳在打電腦鍵盤，而且打得絕不比我這個“半專業”的寫作者慢多少。 “你想得到自己能被大學錄取嗎？”我問這位生得十分秀气的孩子。 “想不到。我知道像我這樣的人是不會有哪個學校要的，因為我知道有一年有個學生就因長得難看，結果好几個學校把他退了。我想像我這么個什么都得靠腳的人自然不會有人要嘛！”程玉云說。 “‘藍天’錄取你感到意外嗎？” “太意外了，而且是比不錄取我更感意外的事。”程玉云是個很善于表達的小伙子。他充滿感情地說：“我是在上小學一年級時被高壓電打殘的，活過來就已經命大了。家里因為經濟狀況不怎么好，父母對我念書本來就不是很支持。當我用盡全部力量考完今年的高考，得了可以上專科分數線的416分后，心里一直特別地緊張，既怕自己被哪個大學錄取，又伯被無情地拒之于大學門外。就在我焦急地等待時，有一天我突然收到了南京藍天專修學院的入學通知書。我當時真的太激動了，飛跑著告訴全村人，因為從那天起我就是我們村上惟一的大學生，而我能夠成為一名大學生真是太不容易了。但沒有想到的是在我興高采烈之時，我的家人卻陷入了沉默之中，因為他們被我的六千四百元入學費難住了。我明白過來后也像當頭被人打了一悶棍似的，心想苦苦求來的大學夢又將被貧窮這只攔路虎擋住了，我可能生來就是苦命人吧……” 倔強的程玉云雙眸溢著晶瑩的淚水。“就在我痛苦万分的時候，有一天藍天學院的老師專門來到我家告訴我一個大喜訊，說學院王院長同意為我減免全部學費。我和全家人听到這個消息都哭了。我想不到這個世界上真的有好人能來關心和幫助像我這樣既殘疾又家貧的人。到學校后，老師和同學們更是對我關怀備至，每天有專門的護助小組為我服務，王校長和所有我叫得出名和叫不出名的老師、同學只要見了我都會主動過來幫我一把，我現在過得很幸福，真的，是從心里向外溢的那种幸福。” 程玉云笑得很燦爛。 “你能跟上同班同學的學習嗎？” “跟得上，除了課堂上我比不上大家記筆記，其它的我都不比同學們慢。”程玉云說：“我的优勢是記憶力比別人強些。但為了彌補記筆記的不足，所以我要花去大量休息時間。不過几個月下來，我的學習成績一點也不比同班同學差。” “最近他的外語課還考了全班第一名呢！”程玉云的老師過來夸道。 我了解王秀蘭以及她的“藍天”大學，是由先認識程玉云這位失去雙臂的貧家殘疾學生上大學的事開始的，我對王秀蘭院長說，此次采訪程玉云同學的最大收獲是讓我了解到了一所好的民辦大學和一群為了圓百姓大學夢的好的辦學人。 現年六十歲的王秀蘭則感慨頗多地對我說，在中國走民辦大學這條路太難，她問我：“你相信不相信我這個創辦這所大學的人在退休之前是從不在學院拿一分錢工資的？” 我無法回答，因為我以前听人說辦民辦大學十有八九是為了賺大錢，王秀蘭不僅辛辛苦苦辦起了遠近聞名的像樣的大學，還竟然不拿一分錢工資，這當然是我無法相信的。 “我過去十几年里确實沒有拿過一分錢工資，即使我們學校賬面上有几百万几千万的時候。但我是花錢的，我把這些錢全部用在了擴大和建設學校上，把錢花在加強管理和改進設施上。你看看我們現在的校舍和內部硬件，你就知道我們的錢花在什么地方了。我自己不拿錢為什么？因為我想真正做到不花國家一分錢辦一所像樣的正規大學，你看現在我們‘藍天’像不像大學？” 當然。望著十几層高的樓房和應有盡有的校園設施以及同學們個個臉上挂著的笑容，我只有這樣肯定它。 王秀蘭和她的“藍天”大學所走過的歷程，可以說是中國民辦大學所走過的共同的歷程。 關于民間辦學，在今天的中國似乎是件新鮮的事。其實中國是民間辦學最早的國家之一。我們的孔圣人當年傳教三千弟子，就是一种純粹的民間辦學。而且從世界教育史看，沒有哪一國的教育不是先由私人開辦學校而后發展到國立公辦學校的。可是具有悠久教育歷史的古老中國，卻在高等教育方面几千年里沒有前進過几步路，直到一百年前才有了西方傳教士創意下的大學雛型。二十世紀，封建買辦制的國家体制建立后，我們這個東方大國才慢慢有了大學，而政府控制和主持的大學則形成中國特色，并一直延續到80年代。教育史從這個年代才又掀開了新的篇章。 1982年，在改革開放的掌舵人鄧小平的領導下，神州大地吹起了空前的崇尚科學、崇尚教育之風。那時國家久閉的大學門剛剛開啟几年，億万青少年求學心切卻因為高考“獨木橋”太窄，無法滿足他們對知識和文化的渴望。怎么辦？全國百分之九十九左右的适齡青年人被擋在了大學門外，而剛從苦難中走出來的中國正處在百廢待興的歷史性關頭。一線的同志們正忙著如何把散了架的一個個攤子收拾整理，即使是每天二十四小時連軸轉也無法赶上形勢的發展需要。 “中國的教育應該几條腿一起走路，尤其是大學，現在孩子們想上大學大難了，這對百業待興的國家四化建設很不利，我們應該在辦仔國立大學的同時，還向西方國家學習，依靠社會辦些民辦大學。” “太好了，我們又想到了一起！而且依靠社會辦教育既符合國家憲法精神，也符合小平同志關于教育改革的步伐要加快的指示。我們得抓緊動手了！” 一日，時任中國人民大學党委副書記的聶真和老教育家范若愚這兩位好友聚在一起，不約而同堤爝划起了一件后來被寫入中國當代教育史的大事。 “民辦大學在二十世紀初期中國有過，但几十年后的今天我們真要把它重新辦起來，沒有一位懂教學又能力強的人來挑這副擔子，肯定不行。” “是啊，誰能胜任此重任呢？” 聶真和范若愚深思起來…… “有了，她准行……”聶真靈机一動，興奮道。 “誰？是不是于陸琳？”范若愚猜測著。 “還能有誰？此事非于陸琳這位女將不可！” “好，我贊成，有她出面辦改革開放后的中國第一所民辦大學一定成功！” 聶真和范若愚兩位老教育家异常興奮，因為就在這一天他們為中國民辦大學的誕生做了兩件最重要的事，一是起了個好校名，叫做“中華社會大學”；二是為這個“中華社會大學”找了位“好管家”——于陸琳。 于陸琳是中國第一所民辦大學的主要開拓者之一，在中華社會大學當了十八年校長。這是一位具有傳奇色彩的女性，她父親于丹級是中國科舉考試的最后一批舉人，后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成為中國官派日本留學生的總監，是二十世紀中國著名教育家之一。女儿于陸琳的傳奇生涯，是從十六歲被其共產党員的三姐于若木瞞著父母帶到革命圣地延安開始的。延安使這位北平女中的學生從此走上了一條全新的人生道路。因為姐姐的緣故，她服從組織安排，回到了她原來讀中學的北平，在清華、燕京大學隊事党的地下工作。這個階段她認識了吳□、錢偉長、朱自清等著名學者，同時也被一位燕京大學的女教師的教德所感染而開始對教育產生了畢生的興趣。“小于，解放后你想干什么？”一日，隨毛澤東、周恩來等來到西柏坡的鄧穎超大姐問于陸琳。“我想搞教育，從幼儿教育開始……”于陸琳脫口而出。鄧大姐用惊喜的目光瞅了瞅已經成了大姑娘、老戰士的于陸琳，欣喜之情溢于臉上：“好呀，這個選擇好，你是女同志中第一個搞幼儿教育的志愿兵！”就這樣，于陸琳的教育生涯便從籌辦著名的北京北海幼儿園起步。這一起步便使我們新中國的教育史上多了位拓荒的“孺子牛”。于陸琳后來接受國家派遣，到蘇聯留學四年，回國后被分配到北京師范大學，成了北師大第一位教育系女主任。正當她春風得意、事業有成時，“文革”的一場政治浩劫，使她不僅痛失愛人，也因被打成“修正主義大特務”而痛失如日中天的事業。粉碎“四人幫”后，于陸琳重新回到了軍隊，擔任軍事學院圖書館負責人。在聶真与范若愚兩位的盛邀之下，年輕時代就夢想畢生獻身教育事業的于陸琳這位已年近花甲的女副軍職干部重新燃起了青春的激情…… “行。干別的不行，搞教育我愿意去。”于陸琳對聶真他們的盛邀一口答應。不過因為她是軍事學院的要員，到地方兼職必須經院領導批准才行。 聶真只好找到軍事科學院院長肖克將軍。進行一番于陸琳如何如何工作全面，有辦教育的經驗和組織能力的游說后，肖克將軍擺擺手，哈哈哈大笑對聶真說：“我還不比你了解她呀？你們搞民辦大學我支持，于陸琳可以一半時間在軍事學院，一半時間去跟你們辦學。” 痛快。聶真從肖克將軍那儿出來、滿心歡喜地對于陸琳說，這回我們的“中華社會大學”一定成了。“于校長，上任吧！”聶真跟本來可以當女將軍的于陸琳開起了玩笑。 他們都是在戰火中走過來的戰友和老上下級關系。聶真是我党辦校的老資格革命家与教育家，抗日戰爭時期就在太岳根据地當薄一波同志的副手，解放后他奉命創辦中國人民大學，是全國政協副秘書長。1982年夏的一天，聶真、范若愚、于陸琳几位我党的高級干部在北京地安門東大街3號人民大學宿舍的一間地下室開了一次中華社會大學建校史上具有開創意義的重要會議，當時由聶真和于陸琳等十一人參加了會議并作出了几項建校初期的重要決定，其中前兩項分別為“根据學校情況，采取穩步前進的方針，設專業要重點突破，不要一下子全面舖開，成熟一個專業，辦一個專業；第二項是學校的當務之急是申請編制，解決干部問題和房子問題”。第一項工作主動權在辦校人手中，于陸琳他們立即著手開始工作，但第二項工作卻碰到了連聶真、于陸琳這些身居高位的干部和老資格的革命家都感到棘手的難題——民辦大學到底是什么性質？誰指給它一條路走走？這几乎是所有中國民辦大學至今仍未解決的最突出的問題。 于陸琳他們也不例外。 “再難也要跑下來。”聶真等人看中于陸琳，就是知道她從不畏難。80年代初期的中國，雖然改革開放的號角已吹響，但很多的人意識還相當保守，特別像在民辦大學這一類問題上。其實即使在今天，在一些人眼里，它仍然被視為“非法”，或者是“必須嚴格注視的”那一類行業。在他們的骨子里，只有國家才能辦大學，其它形式冒出來的“大學”就是些“地下”的非法行為，甚至是假冒与詐騙。 几乎所有民辦大學都不同程度經歷過這樣的境遇。中華社會大學無論從現在的班底（由原國家教委副主任柳斌任校董事長，原煤炭部部長高揚文任學校發展基金會會長，現任國家教委職教和成教司司長黃堯任學校副董事長），還是創辦初期的班底，他們都是清一色的老革命家和老教育家，官職都在軍部級以上，于陸琳也仍沒有想到在中國辦大學就這么難，一切全因那個“民”字。民辦民辦，許多人就此把民辦大學當作一些“無業游民”開的自家小舖，當成私營小販。“除了想騙錢外，誰相信他們的拼命會是為了中國教育事業？”革命了大半輩子，為了共和國出生入死無數回的于陸琳，不止一次听身后的人這么說他們民辦大學的人。不是不气憤，可光气憤有什么用？就是因為中國過去沒有民辦大學，所以大家才對它有誤解，如果我們真能模像像樣地把第一所民辦大學辦好，不就是最好的說明嗎？為了國家的振興，個人受點誤解何足挂齒！ 學校剛起步時，僅有的兩百元開辦費還是從人民大學借的。每次開領導干部會議都要臨時找地方。至今在中華社會大學校址附近的居民中，還流傳著當年一幫干部模樣的人在大槐樹下召開“部長會議”的趣聞。年近六十的于陸琳家住北京西郊紅山口，每進一次城就得花上一兩個小時。到城里后，她又整日騎輛自行車串街走巷，去一個一個衙門磕頭，到一個一個小廟燒香。當她和同事們辛辛苦苦好不容易搭起班子，招收到第一屆學生，開完第一個開學典禮，上級教育行政部門有人提出非議：你們是私人辦學，不能叫中華社會大學，你們是非法的，你們的問題不少，你們必須立即停止招生和教學。 社會力量辦學是寫進國家憲法的光明正大的事，憑什么說它是非法？我們為國分憂何罪之有？于陸琳憤然疾筆十万余言，向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的彭真等領導同志寫了一個關于依靠社會力量辦好民辦大學的報告，以求得一個說法。 現年已近八十卻依然天天上班的于陸琳校長對我說：那些日子里，她和同事度過了無數個不眠之夜，“有人一心想把民辦大學當作非法組織加以取締，這是我們民辦大學生死存亡的歷史關頭，我和大家真有點夜不能寐的味道，白天要管學校，應付各种突如其來的事，晚上和節假日就開始‘活動’，爭取各界支持，后來總算等到了希望……” 彭真委員長在于陸琳的報告上批示道：“要鼓勵社會各种力量按照党和國家的方針政策舉辦各种教育事業，國務院有通知、法律有規定的，從來信和材料看，這些老同志協辦的中華社會大學應予支持。”沒多久，委員長還為了表示對民辦大學的支持，特意親筆為“中華社會大學”題寫了校名。 那些骨子里想在任何細胞中都發現“階級斗爭苗頭”的人該收場了！然而有人并不甘心，至今仍揚言道：要不是有個于陸琳，我早就把“中華社會大學”收拾了！ 像于陸琳這樣的“通天人物”在辦民大過程中都這么難，其它的民辦大學的生存与發展是何等艱辛就更不用說！ 可是再難也難不倒于陸琳他們。雖說中華社會大學是“私立”，但它是一批老教育家、老革命家用自己的“個人資源”在辦，他們始終沒有把辦學与謀取個人私利划等號，相反，就像當年義無反顧地投身革命一樣，他們追求的是一种事業，是一种憂國憂民、愛國愛民的使命感。“我們學校的這些人，都有自己的本職工作，或者退休后也是不愁吃穿的高級干部、教授，大家到‘社大’來都是為教育事業做貢獻的，外人不理解我們，以為辦私立大學就為了從學生身上騙錢。建校十几年來，他們求什么？什么都不求，就希望能在中國高等教育上闖出一條新路，能為千軍万馬闖獨木橋時開辟出一條立交橋讓孩子們走，這就是我們這些老同志辦‘社大’的目的。”2000年春節放假的日子里，于陸琳老媽媽在北京西城區一條叫簸籮倉胡同的社會大學校長辦公室接受我采訪時，掏出了這一番滾燙的話。 功夫不負有心人。僅用几年時間，中華社會大學便建立起自己的特色。首先他們抓住教育質量這個根本，每年聘請首都各大名校的教授、副教授和專家，任課人數多達300余名。這么多高級“教書匠”任課，在一所大中型正規國立大學里也是很少的，中華社會大學卻做到了，并且一直堅持到現在。其次他們的課程設置有自己的特色，既考慮到像國立大學一樣設置基礎專業課，同時隨時根据社會發展需要，不斷設置社會實用型人才的專業。比如他們在80年代中葉，他們都率先開設了許多國立大學還不多的國際金融、市場營銷、飯店管理、電子技術、食品營養、涉外會計、電影藝術、法律文秘、工藝美術等專業，而且成為后來讓國立大學經常前來取經的名牌与特色專業。中華社會大學如今已經走過了十八個年頭，從當初“無資金、無校舍、無教師”的三無學校，發展到今天成為海內外聞名的中國現代民辦大學，在校生常年保持在兩千至四千人左右。他們正在籌建和增加學校的硬件，開設的學科達十几個、几十門專業，為社會提供大專以上學歷畢業生超過一万名，還有大批短期培訓生、實用型人才。他們的高等教育學歷文憑考試合格率一直在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七十以上，位于全國民辦大學前列。据調查，該校畢業的學生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得到就業并有不少人走上了政治、經濟、文化、金融等戰線的領導崗位，有些畢業生的個人應用能力和綜合素質高于國立大學，學校故而連年被北京市政府評為“社會力量辦學优良學校”、“民辦教育先進學校”。校長于陸琳被教委評為“全國优秀教育工作者”、獲“民辦高等教育創業獎”等榮譽，受到中央領導同志的接見和贊揚。 在對中國的第一所民辦大學采訪中，令我非常意外的收獲是，我看到了該校保存完好的歷屆畢業生們寫給學校的留言，我感受到了于陸琳他們這所“沒有圍牆的大學”的魅力所在。 于陸琳和她的中華社會大學的成功，為中國民辦大學樹立了典范。從此，中國的大學不再是國立一种樣式了，民辦大學如雨后春筍般在神州大地紛紛崛起。1997底，中國的民辦高等教育机构達到一千二百八十二所，在校生人數高達四百多万，与國立公辦大學的在校生几乎相等。國家對民辦大學的政策也多次以法規的形式作出相應規定，提出了“積极鼓勵，大力支持，正确引導，加強管理”的十六字方針。國家在世紀之交制定的《21世紀教育振興計划》中明确指出：“今后三十五年，基本形成以政府辦學為主、社會各界共同參与、公辦學校和民辦學校共同發展的辦學体制。” 有人曾這樣認為，在中國這樣一個高等教育不發達，而百姓對教育投資越來越熱衷的情況下，民辦大學既可以緩解眾多想上大學的人們的急切期望，更重要的是對穩定國家大局會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在調查和考察了那些辦得比較好的民辦大學后，我才真正感受到這位人士所說的話的分量。 在西安，有位一直關注教育的民辦大學校長曾經作過一個統計：從80年代中葉起，由于考大學越來越被重視，百姓家庭和學子們把高考當作是改變身份和命運的惟一“龍門”后，在每年百分之八以外的那些沒有考上大學的落榜生中，從此喪失理想追求，馬馬虎虎找個活儿混日子，甚至不惜用青春去賭命犯罪的比例一年比一年高。 “那几年，西安古城牆下年年都會听說有孩子因為高考落榜而絕命或者走出家門從此再沒有回古城的慘劇。特別是我听說有個女孩子因為沒考上大學而到一家旅行社工作時，有人奚落她落榜，這女孩子臉皮薄，結果自盡在小時候常走的那條小路上……听說這件事后，我發誓要為那些落榜的孩子特別是女孩子們辦所民辦大學。”說此話的這個人，后來真的成了西安一家知名民辦大學的校長，而今天當我們走進他的那所大學校園時，真的想不到竟然在中國也會有像美國哈佛大學那樣了不起的“東方哈佛”。 在古城西安南郊的翠華山下，一片占地六百余畝的寬闊綠蔭里，聳立著一座具有東西方建筑風格的現代化校園，它就是目前擁有全日制學生一万三千多名的西安翻譯培訓學院。 一万三千名全日制學生是個什么概念？它与中國最高學府北京大學在校生不相上下。看一所學校“香火”旺不旺，首先是在校生數字，這是最硬的“第一指標”！1998年這所民辦大學的招生數達六千八百名，高考分數500分以上的就有一千二百余名！西安翻譯培訓學院的98級學生是北大當年新生人數的近一倍！該數据顯示出，西安翻譯培訓學院招進的學生有相當一部分是原本已經進入“一本”錄取線的高分學生哩！ “救助上不起學的窮孩子是希望工程，全社會都應當關注。高考落榜生上不了學，猶如燒了七八十度的水，如果給他們添一把柴，讓他們在民辦大學里繼續深造，他們就可能成為社會主義建設有用的高等技術人才，他們同樣是祖國的未來和希望，這就是我夢想實現的‘第二希望工程’！”丁祖詒，這位渾身上下散發著力量的西北漢子，在當年團中央剛剛發起“希望工程”這一偉大的公益活動時，他從那些貧困交加山區失學儿童痛苦的臉上，看到了令人心顫的大批大批城市和鄉村的高考落榜的大孩子們，丁祖詒覺得城市和鄉村的這些過不了“龍門”、從獨木橋上落下水，甚至從此被命運“淹死”了的大孩子們更慘，更叫人揪心与焦慮。水至七八十度已開始沸了，加把火就是開水，熄了火就是生水，人才難道不是這個理？我要搞救助高考落榜的“第二希望工程”——丁祖詒從此与一群志同道合的同事，舖筑起一條通向“第二希望工程”的金色大道。 西安翻譯培訓學院的誕生与它的發展，正是丁祖詒這個幫助千千万万家庭和學子們圓大學夢的中國教育的“第二希望工程”。 “我選擇了辦翻譯培訓學院，是因為一方面我身處古都西安這樣一個著名旅游城市的緣故，更重要的是我知道圓大學夢對中國的女孩子來說要比男孩子更重要、更不易。封建意識仍然密布在中國百姓思想深處和社會各個細胞里，因此高考對那些落榜的女孩子的打擊，無疑是最不可忍受的，她們本來就脆弱的心靈以及細嫩的皮肉怎能飽受嚴霜与冰雹的摧殘？或死，或永遠在他人面前低頭，或一嫁了斷理想，這是人生最痛苦的命運！誰能理解和理會我們的花季少女內心的世界？這就是我為什么要首先選擇辦翻譯培訓學院的基本思路。每每看到我現在學校里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女學生一個個健康美麗、活潑可愛的身影時，我有种比吃蜜還甜、比吻花更醉的感覺……” 能不甜蜜与醉心嗎？自“西譯”走向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的女孩子們几乎無處不有，有位詩人把“西譯”學生比喻成中華門戶的美麗花朵，因為“西譯”女孩的專長不僅是懂外語，“外語十專業十現代化技能”才是“西譯”畢業生們真正的特長。 1999年，“西譯”的又一次畢業招聘會上，應屆的兩千多名畢業生，在5月份就被前來上門“要人”的一百六十八家中外“三資”企業一搶而光。丁祖詒和他的同事們再一次高興地叫了起來：“西譯”——中國的“哈佛”！“西譯”——中國的不敗！ 兩千多年前，中國的孔圣人創辦了中國的儒學教育，兩千多年后的又一批中國人，借助改革開放政策，用短短几年十几年時間，成功地創辦了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辦大學！ 几乎沒花國家一分錢，就為國家建立起了一千二百八十二所民辦大學，培養出近千万各類高級人才，就在人們為這了不起的成就歡呼并祈禱的時候，我們卻還常常听到和見到下面這些不該有的情形—— 四川籍學生李小平，1994年高考落榜，后來到了廣州打工，在一家私營業主的皮革厂干了兩年苦力，別人干一份工作，他李小平干兩份活，李小平有個始終扔不掉的念頭，那就是他還想上大學。在廣州呆了一段時間后，他听說有不少“大學”不用考就能上學，于是他就想干足兩年苦力，積蓄一筆可以上得起大學的錢再圓自己的夢。兩年苦力干下來，李小平積蓄了一万四千元錢，于是他滿怀興致到一所校門比清華大學的校門還要气派的某某大學報名。李小平走進校門，費了半天勁也沒有找到哪間房子是“招生辦”，轉了半天才在一塊挂著“校長辦”的房間里打听到原來“招生辦”就在“校長辦”里面，整個“招生辦”連人帶設施就那么一張桌子和一個工作人員。 “帶來了沒有？”那工作人員倒是蠻客气的，見面就問。 李小平第一次跨進“大學門”，內心充滿了誠惶誠恐，一听便赶緊把口袋的證明材料包括他兩年前參加高考的分數單拿出來交給那位招生“老師”。 “這些有啥用？我是問你錢帶來了沒有？”對方有些不耐煩了。 李小平一下明白過來，便手忙腳亂地從口袋里掏出錢來。 “一學期九千八百元學費，加上住宿費四千元，先交一万三千元。” 我的媽呀，一万三千元呀！李小平當時手都有些抖了。交完學費后他口袋里就剩一千元了。上了大學吃飯怎么辦？ “拿著，這是課本和校徽。” 李小平接過几樣東西，覺得好像還應該有什么似的。可那個招生“老師”就再也沒有理睬他，說了“往前面的拐角處有棟平房，第三間就是新生的宿舍”后，便開始埋頭點錢。 “學生宿舍”找到了，進去一看，李小平感覺与自己以往打工住的地方比好不了多少。八個人一間，除了一張硬板床和一個臉盆外，什么都沒有。反正是打工出身的，李小平心想，別的同學能湊合，我也可以對付。趁著老同學們還沒下課回來，李小平便迫不及待地取出那枚閃閃發光的校徽別在了胸前。那一陣，李小平好激動，眼淚都流了出來，因為從此他也成為一名大學生了！ 傍晚，同宿舍的同學們開始拿他取笑：“哈哈哈，又一個受騙者光榮地加入了我們的行列。” “怎么是受騙？我不是，我是交足了學費的，學校也給我正式注冊和發校徽的嘛！”李小平分辨道。 哈哈哈……宿舍里又一陣狂笑。“你是交費了，而且交的比我們還要多，但……以后你自己會明白的。”同學們不想跟他多說，因為那個像監工似的“導育老師”又出現在他們的宿舍門口…… 開始正式進入了上課階段。李小平學的是企業管理專業，但第一次上課他就感覺很不舒服：那教室倒是大得很，但就是太不像教室了，二十几個學生在里面僅僅占了一個角邊，其余的都空著。下課后他悄悄問同學這是教室嗎？同學告訴他，這間房子原來是屠宰場的一個主操作間。 什么什么，我們在屠宰場上課？ 這有什么奇怪的？我听說另外一所“大學”的教室就設在一個“收容三陪女”的收容所哩！ 李小平真的感覺自己被騙了。不行，我要退學！ 想退學？才上几天就想退學？可以嘛，但學費是不能退的。 為什么？ 這是有規定的，噢，你想進就進，你想退就想退？這還叫上大學嗎？ 可你……你們這儿像大學嗎？ 哎，你說大學是什么樣呀？你給大家說說你進過的大學是什么樣呀？我們倒想听听，你說呀！ 李小平被“老師”問傻了，是啊，大學是什么樣？他回答不上來了……反正我要退學。 退吧，你簽字后我們就給你辦。還是一句話：錢是不能退的！ 無奈，因為錢不能退，所以李小平的“大學”最后也沒有退。他心想，反正自己上大學是來混個文憑的，混吧，混到畢業再說。 但李小平最后還是沒有“混”到預期的三年學制，因為第三年開學學校又讓交一万多元學費及其它費用時，債台高筑的李小平已經再也沒有力量了。看到不少同班同學能辦“提前畢業”手續，李小平也找到校方。 “老師”對他說：“可以辦，但得把最后一年的費用交了。” 身無分文的李小平急了：“我就是因為沒有錢才要求提前畢業的，哪交得起那么多錢嘛！” “交不起錢，你叫我們怎么給你辦畢業手續？總還得正規點吧！” 正規？李小平不無譏笑起來。 有什么好笑的？你以為辦個畢業證能那么隨便？“老師”一臉嚴肅相，回頭到“校長辦公室”嘰嘰咕咕一陣后，對李小平說：經過“特許”，你可以交一半的費用，我們就給你辦畢業證書。 李小平回到宿舍一琢磨：比起再白白浪費一年時間和一万多元錢來，這一招還是多少占點便宜。好吧，就這么著。第二天開始，李小平用了一個星期時間，到同來廣州打工的四川老鄉那儿借了五千元錢，換回了一張某某大學的“畢業證書”。 有了“大學畢業文憑”的李小平自以為可以趾高气揚堤湖加那些高薪單位招聘了。他哪想到他的“文憑”證書原來一文不值。 “這是什么大學？听都沒有听說過。不要不要！” “是民辦大學的吧？不要。我們招的都是要正規大學的。” “啥破文憑，連擦屁股紙都不如。嘻嘻……” 一次又一次招聘現場，李小平被人一次又一次地嘲諷与譏笑，每當被人嘲諷，他的那只拿“某某大學”畢業證書的手就劇烈地抖動。 終于有一天，李小平在參加一場招聘會后頹廢地在地上大哭起來，發瘋似地把那張他曾經引以為自豪的“大學畢業證書”撕得粉碎，然后他擦干眼淚，飛步沖到那個騙走了他兩万多元血汗錢，又浪費了他兩年多光陰的“某某大學”，掄起一根鐵棍，將“校長辦公室”砸了個稀巴爛。后來李小平被關進當地派出所，那間又潮濕又灰暗的小屋，徹底地粉碎了他心中的大學夢…… 王心田是個老實巴交的工薪階層，四十來歲時妻子才生下寶貝女儿丹丹。可是丹丹所在的城市沒有一個像樣的好學校。丹丹從小嬌生慣養，根本沒有把上學讀書放在眼里，稀里糊涂上完了高中。那年高考的分數下來，丹丹的分數不到400分。不用說，大學的門与丹丹無緣。老王著急呀，赶緊給找工作吧，托張三李四，好不容易在一家百貨商場找了個售貨員差使。丹丹一听就搖頭，說我才不去呢。老王瞪眼問，哪你想干什么呀？女儿回答說，我想當模特，每天可以穿新衣服，而且錢還拿得多。看你瘋吧！老王气不打一處來，又給女儿到處奔波了几家單位，人家回答得很干脆，我們只招收大學畢業生。這事對老王触動很大，看來，孩子不上大學，以后的飯碗都成問題呀！ “丹丹，我看你還是去上大學的好，要不今后連口飯都吃不上的。”回家后，老王對女儿說。 “讓我到复讀班去再上高三？”丹丹把把頭搖得像撥浪鼓：“不去不去！” “不去你就死在家里！”老王從沒跟寶貝女儿發過這么大的火，這回他是真急了，眼看著不大不小的黃花閨女整天呆在家里游手好閒，他老王只怨自己沒長本事，若像人家有權有勢的啥局長、厂長的，哪有為儿女工作的事愁過的？ 有一天，老王在大街上正琢磨著丹丹的事，突然有人塞過一張印得很漂亮的紙。走累的他順手拿起那張紙想墊屁股用，驀然那張紙上的一行大字勾住了老王的眼睛： ×××大學不用考試先入學 國家承認文憑保你工作好找 有這樣的好事？！老王以為自己的眼睛花了，不對呀，這“招生簡章”上是這么說的呀！老王看完那張×××大學的招生簡章，飛步回家將這“天上掉下”的喜訊告訴了丹丹和她媽。 就這樣，盡管丹丹內心不怎么情愿上學，但還是遂了老爹的心愿到了相距老家百里之外的某市的×××大學報了到。 那個學校不算小，老王第一次進挂有巨幅標牌的大學門，也頭一回見在行人熙熙攘攘的馬路邊上，一對學生竟然旁若無人地摟在一起親嘴。 “我就要看嘛！”老王想把丹丹赶緊拉開，寶貝女儿竟然嘻嘻哈哈地要看熱鬧。 老王把丹丹送進這所“大學”后，心頭一直抹不掉那對旁若無人地摟在一起親嘴的身影。聯想到女儿丹丹的瘋勁，他越想越后悔。頭几個星期，老王每逢周五就乘車去一趟學校，看看丹丹有沒有變坏。后來，他的多疑連丹丹都煩了，知道老爸來了也有意躲著不見。沒法，女儿是上了大學，可老王卻像丟了魂似的整天坐立不安。 更讓老王不放心的是，在放暑假時，丹丹一個電話，說跟一位家在哈爾濱的男同學上東北去消暑旅游不回自個儿家了。 “喂！喂喂！”老王還沒有顧上說一句話，可气的女儿就把電話挂了。 假期很快過去了，新學年又將開始。老王正准備給女儿送學費時，突然電話里響起丹丹的哭聲…… 當晚，老王火速赶到學校。當看到自己的女儿躺在亂七八糟的宿舍里一副泣不成聲的模樣，又從一個女同學那儿得知丹丹丟人的事，老王火冒三丈地找到學校校長。 “你們是什么學校呀？我們把孩子交給了你們，可你們倒好，男生跟女生同住在一個宿舍你們也不管，現在出了事你們得負責！”老王把憤怒的唾沫都噴到了那個粉頭油面的校長臉上。 “什么什么，我們還沒有追究你家長的責任，你倒好，竟然把屎盆扣在我們頭上！老實告訴你，根据我們學校的章程，你女儿的越規行為，是要開除學籍的！” “你憑什么？” “就憑她在學習期間与男同學發生性關系，并且導致墮胎的嚴重事件！” “好，你開除好了！我去告你這個狗日的學校！” 丹丹真的被學校開除了。老王也真的到市里去告了這個學校。但有固煒門告訴他并且埋怨道：誰讓你把好端端的孩子送到一所不正規的民辦大學？ 什么？民辦大學不也是大學嘛，難道他們就沒人管了？ 管是有人管，可他們畢竟不是正式大學，管理上的缺陷是難免的，我們想管也管不過來呀。 老王賠了金錢又賠女儿，最后落了個水中攬月一場空。他气得逢人便說：“老子以后的百代孫子再也不上這類糊粥大學！” 肖杰老師原來在貴州一個偏僻的專科學院當助教，因為他太渴望大都市的生活与時潮，所以被沿海某市的一所民辦大學招聘錄用為教師。在錄用時學校說得很好听，住房、戶口甚至將來愛人的工作關系都“統統可以解決”。于是，肖杰一紙文書辭掉了原先的鐵飯碗，只身來到某市的這所民辦大學。 起初的感覺是很好：美麗的海灘，高高的樓群，寬闊的馬路，時髦風流的女人……總之，比起那個又窮又偏遠的貴州小山城，肖杰覺得有种一步登天的感覺。 教學工作很緊張，每個教師每天的課完全是超負荷的安排。 “我們的待遇是以效率來計算的，每人必須每天上足八至十課時的課程，才能拿到基本待遇。”老教師悄悄透露給他听。 肖杰對此沒有疑義，但每天上完課后的感覺是連吃飯的力气都沒多少了。給大學生教書可不能像為小學生上課一樣，得給大家思考和探索的空間呀！ 教研組會議上，組長這樣回答肖杰的看法：不錯，我們都給大學生上過課，但那是在公辦大學，你現在干的是民辦學校。本來應該是三個教師的課，在這儿絕對只能一人來承擔，這叫“效益”，懂嗎？ 后來几個月，肖杰榮升為班主任，看到學校公布的“學期教學計划”上有一串長長的選修課目，他便開始為學生們張羅起來；以便給廣大學子們更多一些知識。但當他辛辛苦苦籌備齊全，准備開“選修”課時，教務處處長把他叫到辦公室責問道：誰讓你擅自增設教學內容的？ 肖杰搖搖頭，沒有啊！ 哪你在忙什么？ 我給學生們安排“選修課”呀！ 瞎胡鬧！什么“選修必修”，這儿只開能夠對付得過去的課，其它的什么都不開！ 哪……學校的教學計划上不是明明寫著嘛？ 寫著又怎么啦？寫著又不是給你看的，是專門給檢查我們工作的那些人看的呀！你當什么真？上什么心？ 肖杰最后實在忍不住要告別他工作的那所民辦大學，是因為下面這件事： 那年他所帶的計算机專業班已經到大二下半學期，這時一位校領導領來一個學生到了他班，校領導說這是個插班生，讓他好好帶。 “你以前上過哪個大學？”肖杰問那孩子。 那孩子搖搖頭，說沒有，只上過高二。 為什么沒讀完高三？ 沒勁，我不愛讀書，要不是老爸逼著，高中我都不想讀。 什么？這上大學的事肯定也是你父親硬逼的？ 是啊，他不用鞭子逼著我才不來呢！ 你插班大二怎么能跟得上呢？ 誰知道！反正我老爸說，到這儿早點混個文憑，好給我在派出所弄個民警當當。因為明年有指標，而且現在招收民警至少也得有個大專文憑，所以我老爸著急把我弄到這儿的，嘻嘻，老師你該明白了吧！ 肖杰怎么也不明白。不管公辦還是民辦，我們總還是一所大學呀！怎么能這樣不負責任呢？ 他滿以為自己一番道理可以把校領導說得回心轉意，哪知人家反問他：你知道我們在這儿辦一個近千人的學校离得開“站崗放哨”的公安呀！沒有他公安局長給你點個頭，就連你這個貴州窮山區來的人怎么會落戶到這美麗的海濱城市？學校离不開他，你肖杰也离不開他呀！他提出給儿子“混”個文憑開開綠燈，我們怎么好一口回絕？ 肖杰還是不明白，校領導說，我們是民辦，民辦民辦——“明”白了就能辦！這個你知道嗎？ 肖杰選擇了离開民辦大學。 其實，以上事例在民辦大學里并不少見。這僅僅是整個中國民辦大學這面多棱鏡中的一個棱面而已。 有人用這樣的話評价過一些民辦大學，說除了牌子大收錢數目大再就是水份大。到底如何，我們實地走一走便可以有出人意料的收獲。 有一個曾在三所“大學”沐浴過的學生這樣描述他的經歷：他第一次上的那所大學設在一個工厂的舊倉庫里，在這里他度過了一年零四個月的“大學”生涯，那座原來生產半導体的工厂因為自80年代起產品沒有市場就一直閒置著，工厂的工人大部分下崗回家了。厂里有一位原來搞外銷的“爺”，有一次在咖啡館里跟一位在教育部門工作的同學聊起厂里的景況后，那老同學說我現在正愁沒地方，能不能把你們工厂的大倉庫租借給我用？我給你們厂子租金呀！半導体厂搞外銷的“爺”說：你有錢，我們還有辦不成的？說吧，你租我們的大倉庫干嘛用？老同學告訴他說辦大學用呀！“爺”一听樂了：你別逗了，辦大學能到我們那個破厂子？老同學拍拍“爺”的肩膀：這你就不懂了吧？現在什么都改革開放了，就不能把大學辦到你厂子里去？“爺”覺得自己真是少見多怪，便問：那你辦的是不是職工大學呀？老同學告訴他，現在廣大工人老大哥都下崗了，還有誰去辦職工大學？那不等于自花錢培養有知識的“下崗老九”？我是辦大學，就是專收中學畢業而沒有考上大學的高中生的那种大學！“爺”一听很惊訝，說這樣的大學你怎么好自己辦呀？老同學一陣竊笑：你這個“爺”呀，現在除了自己不能印鈔票外，啥事不能干？我個人當然不好辦大學了，可現在政策允許社會和民間的力量辦大學，這叫民辦大學。我在教委部門工作當然不好直接出面，但我知道政策呀，我給你找個什么“協會”、“學會”和研究机构不就成了。你們厂如果能提供地盤，兩家一合作，再到有固煒門一審批登記，大學不就成了！“爺”真像听了一出《天方夜譚》，回厂后他跟回家休息的厂長一匯報，厂長樂得屁顛屁顛的，說只要給錢，讓我叫他爹都成，別說辦大學哩！事情就這么簡單，因為有教育局里工作的這位老同學當后台老板，“爺”的這所大學就很快批了下來，昔日關張多時的半導体舊倉庫經過一遍粉刷，再在大門外換上一塊“××大學”的牌子，只有初中畢業資格的“爺”搖身一變成了主持日常工作的常務副校長，而他招聘來的那几十位有教授、副教授職稱的退休教師則成了受他指揮棒管理的教職員工，有的甚至還當了徹頭徹尾的跑腿的。 無獨有偶，某民辦大學現在已經在北方某大都市辦得紅紅火火，据說在校的學生超過了一所省級中等大學的在校人數。我原先從來沒有听說過在我生活的城市里還有這么一所“名牌”大學。我那位正准備籌辦大學的朋友說起辦大學的事情時，那眼神里充滿了對這所“名牌”大學的敬羡之情。下面是他的話—— 老實對你這位朋友交個底，我本來以為辦大學搞教育只是國家才愿意干的苦差使，哪想到時下成了好多聰明人搶先占領制高點并獲得“短平快”、致大富的絕頂好路子呀！你知道某某大學的老板現在手下多少學生了？几千人哪！几千人是什么概念？給你算算賬：一個學生一年的學費加生活雜費就算一個整數一万元吧，一千人就是一千万元！一般大學生從入學到畢業都在三至四年吧？這就是三四千万元！你問投入？哈，投入個毯！學校校址是租的，教師大部分是聘用离退休的，一年用于教學上的所有支出能達到三分之一就是多的了。問題是這所學校現在越辦名聲越大，僅今年新招生就超過上千人，老生新生加起來已經三四千人了！我在他們開學時偷偷去“偵察”過几次，你要是看到他們十几個人一起組成的“收銀娘子軍連”的盛況，你准會眼睛發光！光銀行派來收錢的警車就有三輛，全副武裝的警衛人員就有上百人！“收銀娘子軍連”的小姐女士們收來的學費一轉眼就是一麻袋一麻袋的，你們知道他們那老板賺了多少？說出來都是天文數字呀！民辦大學不賺錢的是傻瓜，但像人家這么會賺大錢的人也并不多。他的奧秘就在于他會玩，玩得那些一心想把自己儿女培養成大學生的家長們打破頭主動給他送錢去！ 其實他玩的招術不算高，在招生時他說他的學校可以是雙學籍，即美國、英國也承認其學歷，這下把中國很多想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國外留學又一下送不成的家長們的心給勾走了。一般普通中國家庭又沒有海外關系，把孩子送到國外留學想辦也難辦成，再說到國外留學最便宜的一年少說也是四五万、八九万元人民幣，而現在不用出國、僅花不足几分之一的錢就能念上“外國”文憑，這樣的好事誰不動心？于是上百成千的家長帶著子女瘋一般地來到這所學校報名上學。你問那學校的“雙學歷”是不是騙人？不是，人家這可是真的，都什么年代了，再玩那种睜眼儿瞎套白狼的事只有老土才干。能辦學校尤其是能把學校辦得轟轟烈烈的人可都是高智商的人精哩！高智商的會玩与騙是兩個概念。辦這個學校的人會玩在于他們确實滿足了一部分中國人追求大學追求門第追求“洋文憑”的虛榮或者說是某种需要吧。你是想弄清楚他們的雙學歷是不是真的？絕對是真的。問題是人家把這事辦成了，辦得學生和家長們明知將大把大把的錢白送給了人家還要謝謝狗日的辦校人。這樣的荒唐事竟在我們中國層出不窮。起初我跟你和几乎所有的中國人都不明白，在西方許多國家里，辦學包括辦大學在內的事就跟開公司一樣，你只要有一點錢就可以去申請，而且西方的學校民辦和私立的要比公立的還多。我們現在見到的那些在中國百姓面前玩所謂“雙學歷”的高智商們大多在國外留過學，或者在國外有熟人朋友，他們甚至不用出國便可以到某某國家注冊一個讓中國人听來很有歷史的洋名如“圣得堡”、“艾倫斯基”洋學校，這個學校本來就是他的，再出點錢讓官方出個咨詢證明，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合法地在中國招生、發學歷文憑證書了。 到這一步還不夠，高智商們明白有些中國家長的智商也不算差，會提出既然“雙學歷”就應該在相關國家可以享有留學上課的權利。于是高智商者早已想到和做好了這樣的工作：他們利用國內招生收來的大筆錢財，再跑到國外与那些我們中國人熟悉或者不怎么熟悉的名牌大學或非名牌大學進行合作辦學的“洽談”——注意，這樣的“洽談”總是以雙方皆大歡喜而告終，因為國外的大學無論是名牌的還是非名牌的，他們的顯著的特點是：你只要有“美金”，什么事都能辦成。更何況，許多國外大學的生源本來就是一個頭痛的問題。中國人居然把滾滾而來的生源送上門去，那些黃頭發藍眼睛的校長們高興還來不及呢。OKOK！于是，中國的高智商們就這樣輕輕松松、安安全全、合合法法地在我們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土上辦起了既有中國文憑又有外國文憑的“雙學歷”大學…… 這等披著“洋皮”的“大學”，是目前中國民辦大學中最火的一類。 我認識一位家長，孩子正在有“洋皮”的大學里讀書，他告訴我，他是私企的老板，把去年高考沒有考上的千金送到這所學校后，挺滿意。“首先是我女儿的大學夢圓了。孩子從小學到中學，念書念得太苦了，眼鏡近視到一千度。照中國現在的高考分數線和錄取要求，她這輩子怕是沒有机會上大學了。可孩子不上大學以后讓她怎么在社會上立足？我們作家長的，辛辛苦苦圖個啥？還不是為了后代！可說實話，送一個女孩子到國外上學咱又不怎么放心，錢是一個方面，最主要的還是牽挂。听說你們北京有不出國就能學到兩种語言，拿到兩國文憑這樣的學校，就是讓我拿出雙倍的錢我也愿意呀！我覺得值得嘛。再說，我的孩子現在可比以前活躍多了，外語好不用說，社交能力也增強了，最重要的是她的心境開朗愉快了，不像以前一提到讀書像讓她上刑場似的。看到孩子如此健康成長，我覺得比什么都強。不瞞你說，就是因為我看到孩子上了這樣的大學出現了我意想不到的結果，你再讓我拉她出來上北大清華，我也未必同意。這是真話。信不信由你。” 我不敢不信。但我不敢全信。因為我了解另外一所類似的披著“洋皮”的大學的情況。 這所大學也与我同在一個城市，但一般的人不易找到，因為它在很偏遠的市郊，校名的牌子也不像傳統的中國學校把牌子挂在圍牆外的大門口最醒目處。這個學校的牌子倒像我們常見的那些“商社”一類，挂在了一座寫字樓某一層的一間房門上。這樣的大學与其說是“大學”，倒不如說是招收學生的公司更准确。有一位在這所英文名字很好听但翻譯成中文怎么也別扭的G國學校上過兩年學后來不得不再度轉學异國的學生，無奈地告訴我很多有關這類學校的“秘密”： 這樣的學校，一般都是由在某一國工作或者從事商務的華人与當地的商人或教育机构聯手經營。說穿了應該叫作“聯手騙錢”。事情就這么發生過：某家長把自己沒有考上大學的孩子送進這樣的“洋大學”，一下交“學費”就是十几万元。孩子進“學校”一看，奇怪，怎么既沒有操場，也沒有圍牆，只有一個大倉庫式的大教室。教的課程不中不洋，不古不今，總之老師們說這是未來世界潮流的“前衛課程”。可怜的學生反正不知道什么是洋國家的前衛，什么是古中國的保守，跟著听跟著學，最后拿一個別讓父母瞪眼臭罵的文憑就是了。但“洋大學”因為不是真正的“洋大學”，所以早晚要露餡。學了不到兩年，家長被告知，必須再拿十几万元，然后轉學“某某國”去接受正式的洋大學教育。家長不能不信，也不能全信，因為“洋大學”要把自己的孩子“叼”出去可不是鬧著玩的，便把孩子叫回家詳問到底兩年學了什么？到底“學校”內情如何——在這之前，該校打著“封閉教育”的幌子不讓家長和外界參觀他們的內部管理，聲稱說這种“先進的教育方法不能給中國的學校學去”，故而讓家長們諒解。為了孩子好，于是家長們還都能理解并滿足了校方的要求。但詳問孩子后，家長一听就急了，這哪像是學校，整個是在糊弄人唄！气一來，就找到地方教育局。 教育局說我們這儿從來沒有這個“洋大學”來備過案嘛！家長不信，說人家在招生時也是有我們中國方面發的“照”的。“照”？什么“照”？教育局官員起了疑心，一追查，原來這個“洋大學”還真有“照”，但不過是他們作為某跨國公司在中國經營的許可經營執照，至于作為跨國公司在D國注冊的某某教育机构則沒有在中國做任何注冊。所以說這個外面只挂公司牌子的“洋大學”其實在中國的招生收入和教育管理都屬非法。可是因為有當地的中國人在某些方面運作周到，它竟然可以理直气壯地搬出一套在中國境內合法辦校的證据來。他們說他們与某某民辦大學是“合作關系”，不信可以看看“簽署的合同文本”。沒錯，還真是那么回事，“气死我也！”家長們有气只好往肚子里咽。事到如今，還能怎么著？人家說了，你愿意跟我們一起走，把孩子送到D國完成兩年的學業，拿個D國文憑回來，中途休學不能怪我們。狗日的，民辦大學為什么這么亂呀？家長罵了半天仍沒轍，只好這么辦吧。 三來五往，民辦大學到底怎么回事，在中國簡直有點像個謎一樣，外人誰都不清楚。我采訪過几位民辦大學里的优秀學生，我請他們談談自己當一名民辦大學學生的真實心境，他們的真言袒露叫人听后很吃惊。有位后來還拿到中國政法大學碩士學位的民辦大學學生對我說：不瞞你說，我在民辦大學的三年里，心里始終沒有停止過流淚。記得我在高考未被錄取后無可奈何地走進一所民辦大學時，我流了第一次淚，這淚是我自己感到從此自己比別人低一等了的開始；后來是在開學典禮上，當學校校長在台上气昂昂地向我們台下一百多位大部分是高考落榜生的同學們大聲宣布，從現在開始你們就是大學生時，我的心就像被人用刀捅了一下似的，眼淚忍不住再次流下，后來我發現在場的所有同學沒有一個人听到校長說這話時抬得起頭的。而他第三次流淚是在三年的民辦大學畢業典禮時老師向他頒發畢業證書時。“這一次流淚是我看到手中的畢業證書怎么看怎么別扭，因為我知道這樣的畢業證書雖然老師和校長一再強調也是‘國家承認’的，可國家是個空泛的概念呀，我知道拿這樣的學歷文憑就是到一個小工厂小企業，人家也會瞅一眼就朝你搖頭的。這樣的學歷文憑證書只能帶著我的那种‘次大學生’的屈辱烙印。所以我發誓要爭取重新拿回一份真正的大學畢業證書。當然，話說回來，我后來拿到中國政法大學碩士學位證書，也有前面那張‘國家承認’的文憑的功勞，不然就不可能直接獲得碩士研究生的考試資格和學習机會。一句話，民辦大學，對那些無路進入正規大學的學子來說，它是一座通向理想彼岸的‘竹梯橋’——因為那些高考成功者走過的雖然是‘獨木橋’，但終究獨木橋是木頭做的，走在上面是踏實和堅定的，然而‘竹梯橋’不一樣，即使你踩在上面也有几分恐慌与不安……” 這位學生所說的，正是中國民辦大學目前所處的地位——想愛你但難激起情緒与熱情。如果碰上那些本來就專門想坑你害你賺你一把的學校，那民辦大學的招牌就更是要大打折扣了。 在京郊一個頗顯蠻荒的地方，有所民辦大學的分校，我去采訪的前些天，學校有兩位女同學沒請假就擅自溜出了校門，至于干什么去了，誰也不知道，急得校長、班主任滿北京找，最后不得不求助于派出所。民警一听兩個女大學生“失蹤”快二十多小時才來報案，就問校方：“你們是怎么回事？現在社會治安這么亂，你們想拿孩子的命當儿戲？”好在這兩個女孩子后來自己回到了學校，一場虛惊就此解除。但事隔一個多月后，派出所民警主動找上了門來，說這兩個女孩生活不檢點，与一幫賣淫的團伙有染。這事再也瞞不住了，可學校這回堅決站在女孩子一邊說話，与執法部門進行了長達數月的爭執，并且拿出各种可以證明這兩位女大學生“一向是优秀學生”的人證物證，最后竟然使這兩位有賣淫嫌疑的女學生換來“一身清白”。据說校長后來親自出面跑到外省的几個民辦大學又花了一筆不小的錢，悄悄把這兩位女生轉出了自己學校。 “民辦大學啥都不怕，就怕不好的名聲傳出去。”一位民辦大學女校長對我說，她說她當時与几位同志聯手辦大學至今，什么事都沒有難倒過她，可惟獨因為學校出現過一件凶殺案件，生源像滑梯似的連年往下掉，一直到最后連教師和員工的工資都難以發出去。她說本來學校也是一個小社會，學生們也不是生活在真空里。正規大學出一件再嚴重的凶殺案或者強奸案，大家听听也就過去了，可是我們民辦大學就不行了，有人若把出過的案件那么一說，生源馬上受影響。她說她的一位關系不錯的另一個民辦大學校長也吃過這樣的苦頭，那學校一直辦得非常不錯，生源也連年很旺，那校長還因為依靠社會力量辦學好而當過省人大代表，獲得過全國“五一勞動獎章”，但就是因為有一年學校里出了一起惡性強奸案，第二年這個以財會專業聞名的民辦大學，一下陷入了困境，女生們紛紛轉學，新生和家長們一听“原來那起強奸案就發生在這個學校啊”，即使交了學費的也堅決要求退學。 “生源是我們民辦大學的生命泉，少了和斷了生源我們還有什么事情可做？”女校長說，把天大的事捏在手心底下，用一口气把小事當作塵埃吹掉，這几乎是所有民辦大學處理棘手問題時的“基本原則！”和“基本辦法”。“你說還有什么好招？一點點芝麻大的事，有人給你一傳播，我這個校長就得急上三百六十天。所以大家心照不宣，在我們民辦大學，哪家出了事，哪家都會捂得嚴嚴實實。要不，就會采取有效措施，把有事的學生攆走。” “我真的感到很悶，倒不是學習的專業或者其它面子上不好听，就是感到民辦大學沒有一點儿真正意義上的大學氛圍。說得好听點，學校是出于愛護，才對我們管得非常嚴，說得不好听些，他們把我們學生當作某种不安定因素甚至像對待勞改犯一樣整天有好几雙眼睛盯著你。我從小愛結識朋友，也愛組織同學問的集体活動，在高中時當過年級學生會主席，星期天、節假日總愛組織同學們到校外進行一些有意思的活動。誰知我到了民辦大學后，就整個儿像進了監獄。有一次我們几個同學說好了趁‘五一’放假兩天到天津海邊舉行一次‘沙灘排球比賽’，這本應得到學校的支持，哪知班主任得知后板著個臉來通知我們，說誰要是到天津，就處分誰。弄得我們差點跟她急。唉，這樣的事太多了，校長、老師開大會時一次又一次張著大嘴高喊，讓我們要把自己的大學生身份看重，可在實際的管理中哪有一點是把我們當作一名大學生看待的呀？簡直是把我們當托儿所的三歲幼儿，或者像對待監獄的犯人，一點自由和自尊不給我們。在這樣的環境下學習与生活，就是拿了一個文憑又有什么意義呢？再說誰知道到頭來你拿到的文憑能在社會上值几個錢？我就是這樣离開了民辦大學的。”一位正在通過自學考試爭取上北師大的學生向我講述了他三年前為什么中途放棄民辦大學學業的經歷。我听后不由得陷入沉思。 1999年夏季，大學招生時，我投入了很大注意力關注夾在風風火火的國立大學窄縫中的民辦大學狀況。我注意到不知是媒体的有意“導向”還是某些高參作用下的民辦大學們的聯手“廣告宣傳”，《北京日報》等多家新聞單位在國立大學招生時，連連推出了《在校大學生，半數系‘民門’》、《人無我有，人有我有》等連篇累犢的“北京民辦教育巡禮”一類的文章，又是評論又是通訊，外加“知名民校”的整版廣告宣傳，大有“北大清華算老几，還是到我民大來”之勢，可是后來我到民辦大學招生咨詢現場一看，在那“紅旗招展，喇叭聲聲”之中，學生家長和落榜學生們“問的多，報的少”。一位民辦大學的招生人員說：今年是他們最慘的一年，往年可以有四五百新生，時下他們學校招了不足百人。“北京是沒戲了。要騙也得到外地去了！”那位小伙子自嘲一聲，扛著“××大學”的牌子，喝汽水去了…… 与北京的情況相似，1999年高考錄取工作剛剛開始，各地的民辦大學便紛紛“搶攤”，我看到這一年的新聞媒体連連刊出“給落榜學生和家長提個醒”一類的消息，并把教委批准可以發文憑的民辦大學校名公布于眾。我還專門看到了新華社引用國家教委發展計划司負責人的介紹，將全國原有和新批准的具有頒發學歷文憑資格的共計三十七所民辦大學名單，以通稿形式載于各報，為廣大百姓和學子們提供了不少幫助。 我順手再把國家教委頒布的仰恩大學（本科）、民辦內蒙古丰州學院、民辦黑龍江東方學院等三十七所民辦大學的名單拿來一看，很有意思地發現：中國的民辦大學辦得最早、也是辦得最好的北京几所著名的大學竟然榜上無名，令人百思不解。《北京晚報》的記者曾寫過一篇題為《北京民辦高校“折”在哪儿？》，文中專門掏出了個中原因：像中外都頗有名气的燕京華僑大學，是北京惟一的一所華僑大學，建校已經十五年，培養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很多畢業生還出國留學當了博士生，該校1994年以來，連續被命名為“首都文明單位標兵”，成為首都几百所大中小學校中惟一獲此殊榮的單位。但就是這樣的民辦大學，他們卻沒有被授予學歷教育資格。 問及此事，校長吳吟韶一臉無奈，說是“校舍條件不夠格拖了學校的后腿”。1993年的那次全國高等學校設置評議會時，評議會對該校教育成果等方面都滿意，惟獨對校舍一項不認可，結果就被排除在外。1994年再次評議時，一位教育部門的官員稱，以燕大當時的辦學條件請海外人士來參觀，“簡直是給中國人丟臉！”當然最后的結果是又一次“落選”。傷了心的燕大再也不熱衷獲取授予大學文憑資格了，堅持走自己的道路。另一所大學就是中國科技經營管理大學。這所無論從校舍、還是從現有的教學條件和培養的人才看，堪稱中國民辦大學之首的大學，在校學生連續几年超過万人，其文、理、工、貿、藝、醫等學科齊而全，但他們也沒有被列入國家承認學歷的有辦學資格的民辦大學中。為什么？原來在評議中規定，由教育行政部門審批的教育机构，未經國家批准，民辦大學校名不得冠以“中國”、“中華”和“國際”這類字樣。改不改？改就可以批准。中國科技經營管理大學是塊老牌子，名牌效益已為中外所知。女校長蔣淑云態度非常堅決，中國科技經營管理大學是全校干部、教師辛辛苦苦創出來的牌子，國內外享有知名度，如果說需要改校名才能有資格批准承認學歷，那么我們宁可保留校名而說“不”！蔣淑云校長一說起此事就异常激動：有人骨子里看不起民辦高校，我就是不服。不是吹，我們學校培養出來的實用型人才走到哪個地方都很受歡迎。我是泥腿子，但我這個農民种出來的蔬菜個個鮮靈，人家愛買呀！有“民辦大學元老”之稱的中華社會大學當然也存在同樣的問題，當然也被擠出學歷資格之外。 好在國家還有一項政策，那就是允許在一批條件比較好、辦學成果突出的民辦大學中進行“國家學歷文憑試點”。這些學校本身直接發的畢業證書是不具備國家承認文憑學歷的，但通過三分之一的“國考”（即全國統一自學考試）諸科目，三分之一的由市教育部門統一出題的科目以及學校專業設置的最后三分之一科目考試合格后，所發的文憑國家承認。然而縱觀中國民辦大學的前景，我們無法樂觀。有位已經在几所“民大”當過教務長和副校長的“老民大”說：中國的民辦大學，像石縫里長出的一顆苗苗，如果能長成材，有人會說這有妨全局的雅觀，得砍掉；如果成不了材，有人也會說這區區野草留它何用？得砍掉。總之，橫豎得砍掉。這就是民辦大學的必然結果。 情況到底是否能被這位“老民大”不幸言中，我們有待觀望。 ------------------ 小草掃校||中國讀書网獨家推出||http://www.cnread.net |
后一頁 前一頁 回目錄 |
|
|